“一带一路”上的能源合作与空气治理

　　这几天，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雾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实际上，自2006年起，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首位，碳排放、碳减排压力巨大。雾霾阴影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分岔口。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还是从世界能源结构调整来说，中国能源结构的变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一带一路周边是世界主要的油气产地，对于中国而言，这是能源供给的支撑，也是环境治理的需要。2016年年初，宁夏卫视《解码一带一路》栏目专访了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院士、国家特聘千人计划专家刘科，虽然时隔近一年，仍令人思考。

　　中国需要能源，但更看重可持续发展

　　马晓霖：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比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要早很多年。企业走出去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寻找能源，中国现在能源市场的基本状况是什么样？? 

　　刘科：2010年中国石油的总耗量大概是4.7亿吨，2014年年底涨到5.7亿吨，我们国家将近十年来采油量维持在2亿吨。5.7亿吨原油的耗量，有3.7亿吨需要靠进口。产量不足，需求增长却很快，随着中国汽车工业包括城镇化的发展，对原油的需求量不会继续停留在5.7亿吨，至少在目前或者可预见的未来，大量的石油还是要靠进口。

　　马晓霖：为了应对国内经济转型和环保压力，中国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节能减排计划：到2030年单位GDP能耗要比2005年减少60%-65%；一次性清洁能源中，非石化能源要占到20%，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刘科：我希望能够用天然气来取代煤炭，同时非化石能源也得增长起来。能源问题、环境问题是跟经济转型连在一起的，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第一，经济的增长点不能靠高耗能产业，更多的要靠创新，靠服务业。要达到每千美元GDP能耗降到60%-65%，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尽管中国GDP增长速度有点放缓，但在全球中国还是最好的，而且中国经济的基数也大起来了。今天GDP的7%和10年前的7%完全不是一个概念。GDP增长的时候，我们能适当控制能耗。靠经济的转型，我觉得达到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二，能源结构的转型，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靠煤为主的能源来驱动整个中国的发展。

　　马晓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资源禀赋很强的国家，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您说我们要调整能源结构，尽量少用煤多用气。那么是不是在天然气合作方面，可以优先实现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刘科：win-lose和lose-win都不能叫sustainable，必须win-win。或者是你赢我输或者我赢你输，这个都不可持续，只有大家是双赢的这种战略关系才可持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希望在国际贸易准则下，通过双赢的基础增加自己能源的供应量，尤其是新能源的供应。也就是说在国际贸易准则前提下，大家互通有无。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最终是双赢，对一带一路的国家也是好事。

　　马晓霖：很多人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最主要是为了确保能源的供应。从确保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讲，您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能源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科：一个国家真正的能源安全，最终是通过自己国力的增加，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来决定的。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前苏联，油气储量是很大的，但当地的市场是有限的。所以不管是把天然气作为新能源，还是天然气化工方面的合作，对当地的国民经济发展都是好事，也能给我们提供相对清洁的能源。天然气，尤其是近几年随着非常规油气的发展，在100至150年之内不用愁全球天然气会用完。但问题是天然气储存的市场和天然气的储藏地不在一起。在陆上你可以修管道来运输，管道沿线的国家必须政治稳定。不能说今天恐怖组织炸，明天恐怖组织炸，那样天然气管线的安全就没法保证。只要政治稳定，管线运输天然气的成本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中国经验和教训，可资借鉴

　　马晓霖：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同一个或相似的发展阶段，甚至我们的发展方式都很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很多可以参照的经验；在教训方面，比如环境污染、雾霾越来越严重，我们不希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这样的弊端。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刘科：我是非常反对实施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现在很多人说，当初伦敦就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东三省也是先污染后治理。但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英国先污染后治理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后期发现了足够的天然气可以取代煤炭。对中国而言，能源结构改变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中国今后能够发现足够的天然气！但是谁能保证一定能发现呢？假如发现不了，现在污染后期治理这种理论就不成立。所以我想大家不要说别人是先污染后治理，所以我也先污染后治理。而且先污染后治理的成本是很高的。英国在全世界最先发展工业，之前没有环境污染这个经验教训。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确的知道这个经验教训了，再去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非常不科学不明智的。

　　马晓霖：不能亦步亦趋按照西方的污染治理道路来走，应该弯道超车。

　　刘科：对。一带一路倡议跟能源战略接得很紧，能源和环境也是分不开的，1平方公里可以住10个人，也可以住10万个人，如果这,1平方公里住的是10万人，每个人都大额排放，那环境容量肯定是有限的。雾霾实际就是对我们环境容量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们总跟西方比人均汽车持有量多少、人均耗煤量多少、人均电量和人均天然气的消耗量、人均石油的消耗量，将来做出决策会很危险。一带一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去走西方这种高耗能的道路。发展中国家人均的耗煤量、耗气量，如果都达到西方国家水平，资源必然不够，环境容量也必然不够。我们一定要找一条既能提高生活水平，又不至于破坏环境的发展道路。

　　中国本身是在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就像习总书记讲的，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虽然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是我们完全是靠着自己不断摸索，不断摸着石头过河，摸错了我赶紧去修正这样走过来的。现在中国的电厂技术，可以让火电的排放降低到比天然气电厂排放的污染物还要低的程度，这是中国已经有的技术。中国最好的火电厂技术，像上海外高桥，每千瓦的耗能量只有280多克煤，这在全球是仅有的。这些技术对那些没有天然气，又要建火电厂的一带一路国家很有价值。我觉得中国这些技术都走出去，可以对一带一路地区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