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3件宝贝
在母亲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更加思念我的母亲，她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3年了。母亲生前不仅含辛茹苦地抚育了我们兄弟姐妹5人，而且于1958年参加工作，在呼市文化系统的“人民电影院”、“和平电影院”先后工作了5年。
1945年，山西左云城内，结婚不到半年的父亲跟着贺龙率领的队伍离开了家，参加了八路军。身怀有孕的母亲回到了我姥爷家，第二年正月我出生了。从出生到7岁那年来到当时的绥远(今呼和浩特)，期间我只见过父亲一次面，听说是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在大同，他请了5天假，步行回乡探亲，一家人相聚仅仅3天。7年的童年生活，是母亲带着我在姥爷家度过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土改的时候，政府按军属分给我和母亲两间砖瓦大正房，位置在县城中心鼓楼附近、一个叫“万云店”的大院里。这里离姥爷家很近，中间只隔着姓赵的药铺和姓武的中医诊所。这两间房子母亲视若珍宝，因为从此以后，我们结束了无家可归的日子，再也不用六七口人挤在姥爷家一盘炕上了，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那时候，20多岁的母亲在县城东街完小读书，因为是军属，一切学杂费政府全免。每天放学后回姥爷家吃饭，晚饭后再领着我回自己家睡觉。除此之外，每月政府发给我们娘俩“优军粮”小米或玉米45斤，成了我们母子和姥爷一家6口人主要的口粮来源。母亲经常说：“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分给我家这两间宝贝大正房，又分口粮，又免费上学。”没有想到这两间房子，后来演变成母亲的3件宝贝，在不同时期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3年初，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母亲领着我，抱着刚过百岁的妹妹林平，离开老家来到当时的绥远，从此一家人得以团聚，暂住在新城东街父亲单位。1956年，我家追随父亲单位从新城搬到旧城。这期间我二妹丽平和弟弟维平相继出生，他们两人一个出生在新城，一个出生在旧城。山西老家的那所房子被县粮食局占用，换给我家的是南街有着两间正房的独门独院，姥爷找了家熟人居住，不收房租只为看门。1958年，政府提倡解放妇女劳动力，鼓励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投身社会。已经有4个孩子的母亲，在文化系统的电影公司参加了工作。公司安排母亲在旧城九龙湾的人民电影院上班，3年后又调到大召前面的和平电影院。
那年我刚刚上中学，大妹妹上小学一年级，二妹妹和弟弟被送到乃莫齐召旁的一家公立幼儿园，年迈的姥姥从老家过来，帮助我家料理家务。为了上下班方便和照顾几个孩子，母亲决定买一辆自行车。母亲刚参加工作，工资只有23元，连同父亲两人的工资合在一起才100多元，加上姥爷家还需要经常接济，生活并不宽裕。为了筹备买自行车的钱，可愁煞了父母。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还是把老家的宝贝房子卖掉，给母亲买自行车。那时候人们生活水平很低，手中没有钱，更何况老家那座小县城。父母回老家，两间房加一个小院只卖了200元钱。去掉路费和留给姥爷的20元，回到呼和浩特后，母亲用剩下的160元，买了一辆墨绿色永久牌26式自行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行车是人们的心爱之物，这辆墨绿色的26式自行车，从此成了母亲的又一件心爱的宝贝。当年母亲只有30多岁，每当她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走在路上或者去人民电影院上班时，总会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每逢周末、周一去幼儿园接送二妹和弟弟时，母亲便用自行车推着姐弟俩，一前一后既体面又方便。
母亲在电影院工作，是她最阳光的几年，在这期间，曾经参加过两次单位组织的抗旱和秋收劳动。一次是在保全庄，另一次是在八拜公社的白庙子。每次下乡时间大约半个月，吃住都在乡下，对于下乡和各种集体活动，母亲总是乐此不疲。在劳动闲暇，便骑着她的宝贝自行车回家看望姥姥和我们兄妹们。有了这辆自行车，我家小妹和大院里她的好友们，成了巷子里最早学会骑自行车的小孩。
1962年，国家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年代，物资极度匮乏。许多单位相继下马，精简下放在职人员成了当时的一大潮流。在此大环境下，父母商量，决定母亲退职回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父亲当年正在文化局电影艺术科任职，家属理应起带头作用，二是家里孩子多，而且都已经上学，况且姥姥年迈，又惦记着老家的亲人们，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退职前，母亲每月工资和加班费将近40元，如今回到家里，仅靠父亲一人工资生活，日子就显得拮据起来。后来听说通顺北街的呼市棉针织厂，所生产的半成品手绢，码边这道工序可以放外加工，只要熟人担保就可以。面对家务、挣钱两不误的好事，母亲心动了。只是我家没有缝纫机，这可难住了父母。于是，母亲又开始打她的宝贝自行车的主意了，决定卖了自行车——买台缝纫机。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年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通称三大件，实行凭票供应，很难买到。宝贝自行车自然非常容易就出了手，因为保养得好，几乎没有赔钱。缝纫机价高，需要200多元，何况票证又不好弄。最后，还是父亲从杂技团的一个郑姓朋友那里，买了他家一台八成新的缝纫机。这台缝纫机，从此便成了我母亲又一件宝贝。每次从棉针织厂背回来成包的半成品手绢，母亲便没日没夜拼命加工。除了给一家人做饭，几乎整天伏机操作，晚上一直干到深夜。那时候，虽然每张手绢加工费只有5厘钱，然而母亲既手快又辛苦，每个月下来可以拿到近30元的加工费，折合6000张手绢。有了这台缝纫机，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再不用花钱到外面找裁缝，每年还能省不少钱。即便后来我的小妹文平出生，母亲的缝纫机也一直没有停止转动。就这样精打细算，母亲用她的宝贝缝纫机和父亲一起度过了那个困难年代。文/姚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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