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的河套见闻
年轻时的范长江。(资料图)
编前著名记者范长江从1935年7月起，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开始了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旅行。他对川北、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进行了采访，全程6000余里，历时10个月，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途经河套地区时，他用朴实的笔法，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河套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宗教、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以及旅行的感受，对于我们了解河套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
范长江写自然风貌时，记录了他从河拐子到磴口一带的见闻：“顺着黄河边上走，所过尽是肥美的地方，地上也有阡陌痕迹，现在水利不修，社会不定，完全又成荒地了。”“路旁随处有野鸡，‘咯咯’之叫声，颇易动人情怀。”当时人烟稀少，“十里左右，路旁有蒙古人羊圈，乃下马入其简单之蒙古包中饮茶。”作者描述了黄河的走向：“黄河主流现在向西冲刷，将河边仅有的泥沙地完全冲去，河水已紧接沙窝。”“黄河到磴口，转向东北流”，冲成一个大几字弯，“如不修堤排水，恐磴口将成河中之岛。”从磴口往东北行，“沙地渐少，黄河冲击平原上，丰腴可爱。”“黄羊木头与临河之间，亦大半为上等良田，中间有一段蒙古水草地。”“有小沙窝处，间或露出蒙古包，不减塞外风光。”面对如此多的荒地，作者预言：“将来一定可以供大规模屯垦之用”。
写经济状况时，范长江从商业、衣着、食宿、交通等方面描述。“磴口不过二百家左右的商业地方，四乡全为蒙古人，市上汉回蒙杂处。”在从河拐子到磴口的路上，作者看到一种特殊的旅客，他们大多是运粮的小贩，从绥远西部将便宜的粮食运到宁夏转卖。他们自带干粮，经常睡在草场上，风餐露宿，昼夜兼程。作者被这种场景所感动，赞美了“西北人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能力”！
作者在临河听到了浓郁的山西口音，看到了临河城垣是新建筑的，“临河城中人家惟近东门处较稠密，余则大半为空地。商业繁盛之区在东关外。”五原有新旧两城，一为县府所在，一为商业区域。作者特意提到了著名的“五原誓师”。
二
在写黄羊木头至临河的路上，作者的所见是：蒙古女人一面放牧，一面缝织衣服。当店主人看到我们从宁夏带来的萝卜时，“惊讶宁夏天气之热，萝卜已经长得如此之大了。”说明当地人因信息闭塞而鲜见少闻。另外，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反映了当时生活之窘迫：“从石嘴山出发到现在，我们吃饭都没有筷子，只有临时用树枝折成的东西。”当来到公庙子时，因未带干粮，“幸而买到两碗白饭，白盐做菜，白水为汤，饿后食之，亦觉可口。”面对困难以苦为乐。作者一路鞍马劳顿，“行九十里，住宿于‘二十里柳子’，店有土屋两间，而客人有二三十人……我们只好在帐篷中过夜。”
一路的交通状况给作者留下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从河拐子出发之后，“仅有一二十里之好路，其余为无边的黄色大沙窝。”“沙窝中走马辛劳万状，直使人不忍久坐。”“午后所过道路无沙漠，但是沙风又起，迎面而来，一刻不休息的。”
走了两天之后，作者来到了磴口的补隆淖(原文为“补路脑”)，因屋内臭虫太多，屋外又无帐篷，只好大车里过夜。而临河至五原的感受是：“大车在不平的路上摇荡前行，铁皮车轮与坚硬的辙道互相碰撞，使人不久即为之昏迷。”就这样却还是常常受阻，“因为(道路)水淹未退尽，绕行乱草地中，车身东倾西倒，人坐其上，苦痛加受重刑。”到了五原后，“每天有长途汽车来往，七八个小时可到(包头)。”虽然方便了许多，但这种人货混装的汽车，却收费很高。作者的幽默感跃然纸上：“包五公路大体尚好，有几段新修不平的地方，车尾颠起来，把客人们的头一下送到车顶上，来了一个切切实实的重吻。”
写政治状况时，只寥寥数笔，却有窥斑见豹之功力。“磴口有蒙古衙门，又有县政府。”从教堂派出来主持开渠的经理人员，“其气焰之大，不似中国同胞能有之态度。”在去五原路上，经常看到“残破的村落，为过去数年土匪摧残者，今已寂无人烟。”在行至临河黄羊木头时，看到此地“有(大)烟瘾者异常普遍。”作者大声疾呼：“为中国前途着想”，“宁可使财政破产，鸦片绝对不可再蔓延！”其忧国忧民思想情真意切。
三
宗教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篇。作者这样描述磴口三圣宫天主堂的地理位置：“外围以深壕及高厚之城垣，集居民数百家于中，有城门，有炮楼，俨然正式之‘城国’”。当时，外国的天主教势力很大：“教堂为唯一指挥民众之机关，神父为最有支配民众力量的首领……教堂于宗教之外，兼办水利、农业，以至于保安等工作。”此间种地的农民不入天主教就不能种地。作者对这种违背教义的做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就传教事业本身来说，教士只能以‘宣扬教义于民众’这一任务为止，其它经济、政治、教育的事情，绝对不应该过问。”对其统治行径义愤填膺：“如果你们觉得在中国有安全的危险，或者贫困的压迫，那么你们很可以回到你们自己‘先进国家’去过日子，不必在我们中国造成这些特殊势利，增加我们‘自我改造’的困难。”并大声疾呼：“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至此，民族正义感油然而生。
写教育，既充满义愤，又形象动情。一是教会办的学校，所编写的“国语课本”污蔑中国穷是因为人“懒”；说“人是造化主造的”，像中国人被压迫被欺凌是命中注定的。对此无稽之谈，作者予以强烈的反驳。二是作者从五原启程时，看到“各家的小学生也和我们清早得出来，走向他们的学校。短短的身体，小小的制服，三三五五的，牵着手，并着肩，活活泼泼的。”作者触景生情，对下一代寄予了深切的希望：“中国困苦艰难的前途，也因为他们这样生气勃勃，而显得有无限的光明”！
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在西北地区，蒙汉回等民族杂居。作者通过磴口设县引发阿拉善旗与宁夏发生纷争一事，提出的卓见掷地有声：“我们应痛彻铲除过去传统的民族歧视思想，重新以民族平等的精神，切切实实扶助国内各民族之经济、政治、文化的向上，使各民族的力量实而坚强，大家彼此信赖，互助团结，以捍卫我们大家的国家”。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范公深入生活，了解民情、体察民意的精神为每个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楷模。他的西北之行，体现的是一种坚韧的毅力和崇高的职业使命感。没有这种勇于接地气的壮举，是不可能写出群众喜闻乐见、流传深远的优秀作品的。愿人们从他的品行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吕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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