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元年 7.4%的进步信号

　　“别太纠结速度。”

　　1月20日，2014年年度成绩单对外发布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这么告诫记者们。

　　7.4%，对习惯高速的中国而言，确实不算快，甚至是24年来的最差“年终成绩”。但换个角度，你可以看到这个速度背后，到底是多么庞大的能力。

　　比如，按经济总量来看，这是GDP首次突破60万亿元，也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正是在这一总量意义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说：“现在年度的现价增量也要达到8000多亿美元，比五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的中国。达沃斯主席施瓦布欢迎李克强总理时，就用了这么一句话：“您来到达沃斯的此刻，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中国。”这可不是恭维。据IMF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8%。

　　一国之力，三成贡献，能不纠结速度吗？因此，重新解读7.4%背后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一个怎样的世界，就格外重要。

　　“第二”的7.4%

　　理解7.4%背后的信号，要从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出发。这是一个新的台阶

　　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就是现在全球的“新三低”。

　　虽然美国、英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基本摆脱危机阴影，但是潜在增长水平下降，难以恢复本世纪初的高增长局面；日本由于历史性高额公共债务和低水平潜在增长率，宏观经济和财政运行受到严峻挑战；同时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在内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人口结构、制度变革、资源需求等方面因素影响，同样面临着潜在增长水平下滑的问题。世界经济保持低速温和增长，相应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市场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均将发生深刻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经济会议中指出，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针对中国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国家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并取得长足发展，境外投资审批制度实现重大改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积极推进，跨境电子商务构建与管理体制等新业态的制度创新呈现活力。中长期看，对外贸易领域改革与开放步伐将不断加快，红利持续释放。这将极大激发社会层面推进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调动企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的积极性。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从全球范围看，2014年全球贸易预计仅增长2%左右。1-11月美国进出口增长3%，欧盟和日本分别下降0.5%和2.5%。而我国外贸增速明显高于全球的平均增速，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预计2014年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达12.2%左右，较2013年提高0.5个百分点。

　　然而，一位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可能会影响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周边国家，中国需求的减弱可能导致当地出口的下降。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日前撰文称，“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已经融入全球，开放宏观格局下其他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都可能向他国传导。”

　　7.4%的进步信号

　　无疑，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既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也有内在的经济规律。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数增大，即使是每年7%的增长，年度的现价增量也要达到8000多亿美元，比五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

　　正如李克强在达沃斯经济论坛的致辞中，以列车形容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列车不会因“有所放缓而失速，反而会跑得更稳健”。

　　对于7.4%这个数字，在马建堂看来，“评价这个7.4%，我们评价的尺度、标准也需要适应‘新常态’，评价的本身恐怕也要调整。7.4%是一个克服困难的结果，也是一个克服压力的结果。7.4%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7.4%在国际上也还是一个不低的水平，这个数字是个速度，其背后的总量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63.6万亿。现价增量8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不小。所以，7.4%是在合理的区间，完成了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国际环境变化、工业领域通缩及地方债务违约压力等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中国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积极因素，如宏观调控政策空间仍存、改革将释放新红利、经济结构改善和效率提升的趋势将延续等。因此，“对于2015年中国经济不应悲观”。

　　全球通缩格局

　　全球经济仍难以摆脱深度调整压力，全球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

　　当前，欧元区、日本、中国等多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行。低通胀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可能进一步带来通缩风险，那么，这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看来，在全球流动性总体比较充裕，多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背景下，全球通缩风险却持续增强，这背后既包括世界经济增长迟缓、总需求不足等原因，更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全球经济仍难以摆脱深度调整压力，全球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

　　不可否认，中国正在经历“由量到质”的增长转型。随着近几年中国启动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进程，增量需求大大放缓，产出缺口开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资源成为各国的竞争焦点直接导致了全球价格总水平的下降。

　　“三驾马车”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7%，相比2013年的23.1%，降幅显著。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仅为10.5%，相比2013年的19.8%，大幅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相比2013年是13.1%，有所降低；按美元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相比2013年的7.6%，不及其一半。

　　反映物价的两个指标，CPI和PPI双双下滑，其中PPI已经连续34个月为负值。“三驾马车”和物价的表现，共同指向通缩风险。

　　中国是否已在通缩的边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认为，是否通缩一般依据两个数据：CPI或GDP平减指数。“2014年CPI是2%，从这个数据看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通缩。但看GDP平减指数，2014年按季度看分别是0.48、0.98、1、0.78，出现了低于1的情况，可以说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压力”。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流行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经济减速是“结构性”，由于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未来增速不会上去了，或者说很难再上去，宏观调控可以无为而治。另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减速是“周期性”，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经济增速还能再回去。在宋立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增速变缓，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但是周期性因素占的比重要大一些。2014年世界经济除美国外，其他地区复苏缓慢，再加上国内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等变化、改革调整因素等都对经济放缓产生了影响。

　　宋立预计2015年经济形势总体是乐观的。一是美国经济呈现强势复苏劲头，将形成拉动作用，改变企业家的经济预期和信心。二是国内经济政策已经做出调整。比如预算内投资进度加快，货币政策调低了利率，这些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一般有半年的滞后期，半年后将会显现效应。三是改革红利继续释放。全面深化改革，必将释放出空前程度的改革红利，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动力源泉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要防止年度短期下行演化成趋势性下行，否则要改变就很难了。“目前出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的情况，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倒闭的企业必须倒闭，可倒闭可不倒闭的，最好不倒闭，不该倒闭的企业不能倒闭。因为现在是在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一旦企业倒掉，市场份额就失去了，国际市场份额也丢掉了。”

　　新常态元年

　　经过30多年严重依赖环境和资源消耗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已发生深刻变化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时至今日在百度上搜索时可以找到多达4230万条相关信息。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大趋势性变化深入阐述“新常态”的特征。在财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宣宇看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加重视和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逐步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需要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深刻总结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主动适应新常态、有效化解当前“三期叠加”困局的必然选择。“如果单从数字看，7.4%的年度增速是1991年以来低点，受房地产调整、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环保减排硬约束等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行，全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增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连续两年出现个位数增长。

　　观察近五年趋势，2010年至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5.7%、13.9%、10%和9.7%，今年首次跌至9%以下。在此前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在工业领域的体现尤为明显，工业增长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正从增量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

　　宣宇认为，2014年“三驾马车”出现全面减速迹象，尤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显著减弱，“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出现经济大幅破位下行的“减势”情况，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而经济合理区间底部的“弹性”大小，主要取决于就业和经济下行引致的风险承受能力。经济增速与增长质量效益再平衡仍是2015年经济政策主题。随着持续推进改革和鼓励创新，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增强，预计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将下调至7%-7.2%区间，其他主要指标也将相应调整。

　　当中国传统的经济引擎不力之时，中国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其他产业。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兴起，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纽交所的成功上市，意味着中国新兴的电子商务产业真正成为全球巨头。

　　易宝支付高级副总裁及联合创始人余晨告诉记者，2014年的经济数据可以认为是改革的必然，那么找到新的经济引擎也可以说是当务之急，新的方向包括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现在说新经济、新金融，就包括着传统行业的电子化，这具有历史意义。金融是商业的血液，而支付是互联网金融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会影响所有的行业。所以金融的电子化、金融的互联网化，以及传统行业的电子化互联网化，可能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

　　在独立经济学家马光远看来，经济周期、产业周期、红利周期的兴衰是铁的规律，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行业，很多已经难以为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需要新的思维、新的道路，需要对速度保持平常心，告别对量的图腾崇拜，真正从“质”上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

　　而在马建堂看来，经济增长7.4%，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这四个指标配合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我国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宋立认为，2015年主要应在3个领域加大投资。首先是与结构调整有关，与创新有关的设备改造。比如一些地方的“机器换人”，按说是企业自己的事，但是在经济低迷期，企业有动力没能力，就需要政府发挥助力作用。再比如，节能环保领域的设备更新改造要加快，政府要发挥主力优势，比如改造验收后给予补贴。还有对企业研发要加大支持；其次是城乡民生领域，比如学前教育、养老设施、农村饮水、垃圾处理等一些过去有欠账的领域需要补欠账；最后是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比如农村道路、水利工程、省市之间的“断头路”，城市群里的内部轨道交通等都需要加快建设。“需要强调的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发挥合力作用。以往调整结构‘减法’做得多，2015年结构调整需要‘加减法并举’、多做‘加法’，把调结构和稳增长有机结合起来。”

　　深化改革代价

　　政府简政放权的一系列举措，是正面促推“稳增长”的积极因素。问题在于从“放权”到“搞活”有一个自然滞后期

　　2014年的年度数据显示，分项来看，固定资产投资较为不尽如人意，去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2005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5.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创下2002年以来13年新低。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仍然是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主要因素。大规模产能过剩格局对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有一定的抑制，去年12月份地产投资同比增速下滑至-1.9%，成为本世纪的首次负增长。考虑到地产新开工的低迷，以及地产到位资金增长的乏力，地产投资的短期前景仍不乐观。”

　　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5万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增速比1-11月回落1.4个百分点，比2013年回落9.3个百分点。

　　事实上，经济政策转向稳增长、基建投资力度虽维持较高位，尚不够抵消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回落的合力。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李奇霖认为，虽然房地产销售数据转暖，但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高企的存量意味着房地产投资短期仍难见底，最快也得等到今年下半年。房地产和严重过剩的重工业产能将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令人忧中有喜的是就业。去年初确定的全年新增就业数量是1000万人，实际新增就业数量达到1380万人。这一可喜局面已经持续3年。一方面经济增速在下滑，另一方面就业状况不断趋好，不可否认，这中间的关节首先缘于结构调整开始收效。一般而论，制造业每增1个百分点，能新增就业80万-100万人；服务业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新增就业120万-140万人。去年服务业占全部GDP的比重新增1.3个百分点（总占比达到48.2%），无疑为就业数据的光鲜靓丽提供了实际支撑。倘若今年及“十三五”前期能继续加快结构调整，就业及就业结构有望进一步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GDP7.4%的实际增幅中，政府简政放权的一系列举措，亦是改善经济运行外环境、正面促推“稳增长”的积极因素。问题在于从“放权”到“搞活”有一个自然滞后期。今年当继续在“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对简政放权施以更大力度。

　　马建堂在答记者问时表示，2014的经济数据“非常不容易”。中国经济面临“增长速度处于换挡、结构调整处于阵痛、以往刺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有待消化”之“三个叠加”造成的困境，大而化之地看，这无疑是实情。尤其从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现状出发，从2013年初起，对走出“三个叠加”周期所需时期的估计显然就过于乐观。现在回头看，不光今年的经济运行“依然不容易”，可能整个“十三五”中期之前，我们都将面临这样的“不容易”。在所有的“不容易”中，最突出的“不容易”很可能是财政。去年财政增8.3%，今年随着结构调整尤其是压缩过剩产能做减法，以及“财政提款机”房地产业高峰已结束，财政增幅有可能继续下行，部分资源型省份的财政甚至会出现负增长。

　　马光远也表示，必须承认，2014年的中国经济在“三期叠加”效应下，经历了极其困难的局面，但这种困难绝非经济增速太慢，而是由于过去过度强调速度而造成的一系列矛盾和风险的爆发。“因此，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绝非速度出了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对速度的过度依赖”。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北京智石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周子勋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寻找新增长动力，但最持久的增长动力不是来自于要素投入，而是来自公平而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近两年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强调了法治化的制度保证。2015年，中国则要开始以深化改革来落实此前的政策布局。

　　由于涉及诸多层面改革的推进，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又显复杂。2014年以来不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就显示出增速换挡期中国经济的脆弱。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原先在高速增长下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也使得风险积聚的概率逐渐加大。周子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的首要任务依然要保增长。虽然我们可以坚称，以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规模，即使7%的增长速度也是极为可观的，但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放缓到目前的7.4%，这一过程十分痛苦。

　　新定位目标

　　货币政策将继续“精准发力”，通过新工具定向预调微调，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此前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目前全球经济还处于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还会增加，要保持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或者说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实现换挡而不失速，是2015年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前，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和外资磁铁，然而近几年的一系列改革正在改变着中国的传统形象。对此，李克强给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商机，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重点、有序扩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让各国投资者挖掘出源源不断的富矿。

　　宣宇认为，2015年货币政策在维持“稳健”之外，更加强调“注重松紧适度”，这意味着今年货币政策将更加“主动作为”，流动性管理更为积极。面对新常态下转型升级特征，货币政策仍将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基本取向，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引导资金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上的积极作用。日前召开的2015年央行货币信贷与金融市场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促进信贷结构优化，更加注重坚持问题导向、运用金融市场工具和政策协调。“我们判断，‘精准发力’仍是货币政策的平衡艺术，通过SLO、SLF、PSL和MLF等创新工具‘定向’预调微调、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对于央行大规模‘放水’的预期基本可以消除。”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最新研报中强调，经济增长积极的驱动因素包括服务业增长和消费保持稳定，出口顺差，以及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低迷。预计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2015年GDP的贡献分别为3.5%、2.9%和0.8%。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和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仍将拖累2015年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预计，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不会出现断崖式的硬着陆。在经济本身进入下行周期以及结构调整的阵痛下，预计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GDP增速继续下行，但三季度GDP增速有望企稳回升，全年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相当乐观。

　　展望2015年，外部环境稳中趋好，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新的增长点蓄势待发，中国经济仍将平稳增长。但“去产能”压力较大、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债务率高企等因素也在制约增长。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周景彤预计2015年GDP增长7.2%左右，2015年很可能成为中国本轮经济下行的阶段性低点或谷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则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换挡减速时期，从当下情况来看，7%左右的增长就可以解决1000万人的新增就业，就业得到保证，经济增长目标可以适当下调，这也可以避免一些地方会因为稳增长“绷太紧”而放缓调结构、促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