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论文如何迈向国际化 两岸四地专家出谋划策

　　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学术评量系统以英语为主，两岸四地的中文期刊因没有一个能全面覆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研究成果的引文索引，也没有公认的影响指数，致使中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欠缺认可度，极大影响了中文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地位。

　　东部某“985工程”高校校长从2008年起陆续引入了30多位搞经济学的海归。他们学术水平高、论文成果丰硕，但唯一令该校长烦恼的是，海归们在瞄准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时总会遇到两个问题：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就一定要用英文写作，要用英文发表就一定要去研究英文世界的问题。

　　“我很苦恼的是，引进30多位海归无法把引领国际学术的本事用在引领中国的问题上，从长远来说，这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有损失的。”这位校长不无遗憾地说，研究中国问题采用中文写作反而不可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学术评价的定位问题。

　　他的困惑使得学术界的一个老问题浮出水面——以中文发表的论文该如何获得国际评价。

　　11月18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台湾大学作为发起院校，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共32所院校签署了《推动学术中文合作协议》，致力于该问题的解决。

　　 “多此一举”的投稿

　　如果只是出于职称考虑，内地高校社科人文的教师将论文发表在CSSCI、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认定的核心刊物上也就够了。但是，所研究的学术想要更上一层楼——在国际上取得影响力，却是难上加难。

　　为了追求国际影响力，中国的学者往往会怎么做呢？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他表示，一些学者只能将中文学术成果写成英文，投往列入SCI等系统的刊物。“这些论文主题基本上属于中国或汉语圈，读者也基本上是中国人或懂中文的外国人，这样做并无必要，就连研究这些领域的外国学者，包括母语为英语的学者也认为多此一举”。

　　事实上，这样做有时候并不讨好。一位研究政治学的校长指出，讨论“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干预”这类文章在英文杂志上是没法发表的，而且，许多重大的中国政治学问题变成英文文章明显不符合学术规范。即便退一步在英文期刊发表中文文章，也只能算作地域性的学术报告，基本上不具有实际作用。

　　况且，很多学术研究领域更适合以中文为语言载体。如中国的经史子集，它根植于中文研究，以此为基础生长出期刊，“一定是以中文为载体更为合适，然后再推向全世界，以合适的载体传播。”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说。

　　作中文研究用中文发表，反倒无法取得国际影响力，这看起来是个悖论，但却循环发生在人文社科甚至部分自然科学（如中医）领域。

　　事实上，有关语言限制的突破在自然科学领域可见一斑。19世纪至20世纪，当时德国是科学的重镇，最好的科学论文是用德文写作。不久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其大部分的论文也是用中文发表的。

　　“这说明语言并不是障碍，用中文发表不会阻碍学者在科学的制高点上取得高评价。”胡金焱说。

　　那么，它真正缺失的又是什么呢？

　　 孕育新标准

　　作为全球五分之一人的共同语言，中文有其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然而，“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学术评量系统以英语为主，两岸四地的中文期刊因没有一个能全面覆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研究成果的引文索引，也没有公认的影响指数，致使中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欠缺认可度，极大影响了中文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地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说。

　　记者了解到，两岸四地的中文学术评鉴体系主要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TSSCI）和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等。

　　这些学术评鉴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客观、公正，但却无法克服制度设计带来的弊端。如CSSCI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定量数据的困扰，TSSCI坚持匿名审查制度，带来发文少、篇幅长、审稿人权力过大等问题。因此，从已有的中文学术评鉴体系中，升华出一个新的评鉴体系，成为了与会高校的共识。

　　据沈祖尧介绍，中文学术评鉴体系或将采取“两条腿走路”。在原有各家学术评鉴的基础上，发起专家委员会，挑选两岸四地共同认可的期刊，先形成32所院校认可的两岸四地优质中文期刊名单；进一步争取更多中文学者的认可，将两岸三地的标准提升至国际化标准。

　　然而，国际化标准并不是说建就建。

　　一方面，国际化标准有自身的门槛。葛剑雄表示，所谓的国际化标准，要看有没有中国以外的意义。如研究中国哲学，有没有中国哲学以外可供借鉴的成果。“它是从事实中提升出来的、形而上的、有一定普适价值的成果。”

　　另一方面，本土问题也可以有国际影响。如对周易、传染病等的研究，也能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用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顾问冯达旋的话说，很多人文问题看似本土问题，其实不然，“除非躲在岛上不看新闻，不然你会发现中国的发展每天都在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能否形成国际化标准，尽管不少与会者持乐观态度，但仍待实践去检验。

　　 以量代质是否仍将继续

　　建立一种新制度，人们往往希望一并革除旧制度的弊病。在会上，让校长们最为忧心的一个问题是，在新的学术评鉴体系中，如何克服论文发表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问题。

　　事实上，片面追求数量的问题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

　　香港中文大学常务副校长华云生指出，中外的评鉴体系喜欢用量化去表现一个很漂亮的图表，借此告诉人们学术的高下。

　　葛剑雄则认为，片面追求数量并不是由评鉴体系本身设计不科学所造成的，相反高校在追逐各项行政评比的过程中催生了论文的快刀操作。

　　如何跳出“以量代质”的怪圈，华云生认为，与其看引文索引，不如看影响因子。在学术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说到破解“以量代质”，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于“同行评议”。据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弱水介绍，台湾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鉴制度的演进，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把数据库和评价分开来。在2016年即将推出的新系统中，其专家审查占50%，同行问卷占30%。

　　然而，同行评议在具体的执行中也让学界颇为苦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若干不规范现象。比如，由于收到的论文数量众多，一些审稿人仅根据对该期刊的主观印象打分，并不看文章内容；论文寄给了并不熟悉该领域的审稿人，审稿人凭主观意志打分；给评审人的时间过短，使其不得不采用一些快速审稿法等等。

　　“问题不出在制度，而在于做法。”葛剑雄解释，如能找到合适的评委，没有人会愚蠢到只看期刊打分；遇见不懂行的人胡乱打分，可以在专家库中将此人删除；给予评审人充裕的时间，评审人不至于仅凭个别指标快速下结论。

　　陈弱水对此表示赞同，他同时指出，定性评价没有万能的方式，但仍必须建立起同行评议的风气、习惯，“如果大家都投入，每个人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如果大家不投入的话，就变成少数人能决定的事情”。

　　随着两岸四地中文学术评鉴体系的建立，在同行评议上或将带来新曙光。台湾大学校长杨泮池表示，过去分区域使得评审的专家较少，未来两岸四地合作，专家面可以铺得更广，“我相信，论文、著作的质量可以得到更客观、全面的评估”。

　　 急事与缓事

　　在采访中，有不少高校、媒体都在催问两岸四地中文学术评鉴体系的“时间表”。

　　杨泮池给出的时间表是1年。“最重要的是把高水平的中文期刊标准设定下来。通过吸引期刊进入，提升水准，进而向全世界推出一批高品质的学术刊物。”

　　伴随着“十三五”期间，内地近1万种期刊大调整，一部分品质不高的期刊将退出，一部分期刊又将进入的浪潮，尽早出台新标准，对于新进入的期刊从一开始就按新标准执行，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中文论文增长数量迅速，中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团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团体之一，也急需一个国际化标准，提升中文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地位。

　　对于以上两点，建立新的中文学术评鉴体系的确是急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马上办”。比如，对于交叉学科的论文评鉴。

　　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表示，交叉学科的论文评鉴一重难度来自于论文本身，交叉学科论文目前尚无专门的评价标准，将其归入所涉的多个学科中评价，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与该学科有关的内容并非前沿，导致论文无法得到客观评价。

　　另一重难度来自于衍生出来的期刊。现行的评鉴体系仍然坚持的是以刊代评的思路，新生的交叉学科衍生出的刊物也是少数，“所谓的核心期刊是一群期刊里的若干核心，它本身无法成群，又何来核心呢？”朱强说。

　　对于交叉学科的评鉴，葛剑雄认为，交叉学科成果被承认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成果需要有检验的过程，匆忙承认不见得是好事。除非已经形成了新学科，否则没必要专门为它制定标准。“因此，研究交叉学科的学者须在心态上作好准备”。（温才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