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可移动文物有了“身份证”
呼和浩特龟背形刮削器再现了50万年前内蒙古大地上人类的生产生活、乌兰察布战国虎衔鹰金牌展示了早期草原游牧民族精湛的工艺、锡林郭勒北朝银鎏金浮雕西洋人物花卉纹钵见证了北朝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当我区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收到各盟市旗县上报的文物普查信息时，忍不住感叹：原来咱内蒙古还有这些宝贝！
唐双鱼纹提梁银壶
玉龙
辽三彩摩羯形陶壶
元缠枝牡丹纹青花瓷罐
从2012年至今，全区的文物工作者除了要完成日常工作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进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简称“一普”)，换言之就是要摸清我区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总量的家底，并给这些文物办理“身份证”，此项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全部完成。自治区文化厅巡视员、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安泳锝表示，这是一次涉及面广、繁琐复杂的文物基础调查，小到一枚铜钱，大到一辆勒勒车，文物工作者都要进行登记备案。此次普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针对可移动文物开展的普查，意义非同寻常。
压箱底的宝贝重见天日
战国鹰形金冠
“普查进行至今，让我们几多欢喜、几多忧愁。”我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入到最后的数据审核阶段，内蒙古博物院院长、自治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办公室主任塔拉用“喜忧相伴”向记者总结了此次调查情况。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显示，我区文物总量由50万件(套)增加到100多万件(套)，藏品数量增加了一倍。然而这其中，有些文物已经由于自然老化等原因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普查过程中，系统外单位普查工作难、旗县区文博单位设备差及一些文物得不到良好的保存和及时的修复，这些问题牵动着普查工作人员的心。
在内蒙古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有一卷不起眼的佛经已经静静等待了几百年。今年年初，内蒙古博物院的专家在内蒙古图书馆开箱清查库存文物时，一卷罕见的元代佛经《维摩诘所说经》让他们大吃一惊：这是居住在“大元国大都钟楼西街北”的张遵诲以及夫人、儿子捐资为五台山金界寺所刻写的佛经。文物普查发现的历史人物能在《元史》当中有传记的，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随着普查工作的推进，不断有珍稀文物被发现。
从2015年11月开始，自治区文物局组织专家，开始对全区文物进行定级。目前，已经完成了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一普”中的文物定级工作，计划6月底完成其余盟市的文物定级工作，届时我区珍贵文物数量将大大增加。
截至目前，通过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全区文物总量由50万件(套)增加到100多万件套，藏品数量增加了一倍。文物收藏总量名列全国各省自治区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区。
不仅如此，“一普”的工作效率也走在全国前列。截至5月3日，我区共上报文物(含自然类文物)100余万件，完成收藏文物的97.51%，报送率居全国第4。按自治区“一普”领导小组工作计划，6月底完成全部收藏文物的上报任务，8月底完成自治区级审核，10月底完成普查报告和公布普查结果，年底完成普查总结工作。
“系统地掌握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保存现状等基本状况，工程量浩大，是我们动员了文博系统所有业务人员和专家力量，花了5年时间才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这么高的报送率，来之不易。”自治区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侯俊说。
是脑力活儿也是体力活儿
走进中国河套文化博物院库房，一股寒气迎面扑来。河套文化博物院副院长赵占魁和其他工作人员身穿厚重的棉服，手上套着白色棉手套，忙进忙出，提取2米高的文物架子上珍藏着的文物。这里是中国河套文化博物院的库房，由于恒温恒湿项目还未申请下来，为了控制温度和湿度，这个房间自2012年建成起，一直没有暖气。
赵占魁摘下手套，搓了搓手，开始介绍：“河套文化博物院是围绕阴山岩画在2012年新落成的博物院，所以我们的普查工作实际是从去年7月才开始，再加上文物不光集中在库房，还有分散在各个展柜的重要文物，可谓是时间紧，工程量大。”
库房的一角，一名工作人员蹲在地上，用卷尺测量一件汉代青铜器，他的同伴抱着笔记本电脑，把他测量的14类基本指标项和11类附录信息逐一录入，另一名同伴则用照相机将青铜器从6个不同的侧面全方位地记录了下来。
在别人眼里，文物保护与研究是简单而清闲的工作，外界也许想象不到，博物院的库房里如此繁忙，并且又要求特别细致和专业。尘封了数十年的箱子，尤其是墓葬出土的文物，或者皮毛类文物，打开时总会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但是从文物普查工作开始之后，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在库房里待很长时间。
然而这并不是“一普”工作的全部。“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累的是身体，可移动文物普查是身心俱疲。”二连浩特市普查队队长毕力格对记者坦言，系统外单位是“一普”的难点。
2013年10月，我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工作进入到发放《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单位登记表》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登记表》的阶段。
由于这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涉及文物系统外的众多国有单位，尽管普查明确规定不改变文物的保管现状和所属权，但不少单位出于种种考虑，显得不那么积极。“有些单位担心将来对文物的处置权会受到限制，还有部分单位甚至连文物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认为自己单位有文物。”毕力格说。
当时二连浩特的文物普查队只有毕力格一人，他不得不骑着自行车一趟又一趟地奔波在二连浩特市的大街小巷，走遍了二连浩特市近100个机关单位，不管寒风凛冽，还是烈日当头。半年下来，毕力格黑了、瘦了。
一组数据也印证了毕力格的说法：我区所辖收藏单位共有425家，其中博物馆、纪念馆有125家，图书馆27家，档案馆46家，其余227家均为系统外国有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占收藏单位总数的半数以上。
此外，二连浩特拥有330多件动植物化石，这些化石不少都在50、100公斤以上，有的甚至有500多公斤。搬运化石也给毕力格和他的伙伴们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难度。“提取、拍照、测量、称重、重新入库，需要把化石来回抬起来好几次，我们普查队人手不足，我只好请其他科室的人过来帮忙。”毕力格甚至还自己掏钱租来了推车。“进度特别慢，一天最多能采集10个，这些化石登记了1年多。”毕力格说。
“一普”是保护文物的必经之路
与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相比，“一普”显得分外枯燥，文物工作者每天需要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提取出一件件文物，进行测量、拍照、数据采集和登记，完成后再收好放入库房和展室。5年来，全区几千人都在重复做着这项工作，就是为了将自己的家底登记清楚。
然而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佟国清看来，“一普”却是文物工作走向社会化的必经之路，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孕育着北方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文明史，是当之无愧的文物大区，但真正拥有什么，如果不是文博系统工作人员的辛劳付出，很难知晓。因此，普查结束后，根据普查结果建立的普查档案和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可移动文物名录，就是让每件文物“入住”数据库，就像让居民入户、办理“身份证”一样，“这是更好保护文物的必经之路，只有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怎样更好地去保护它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文化价值。”佟国清说。
此外，为了让“一普”工作最大限度地惠及社会大众，自治区文博界正在为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全国一普成果展”忙碌着。安泳锝告诉记者：“全国‘一普’成果展能在我区展出，离不开自治区领导的重视，也离不开全体文博工作者的团结协作，是国家文物局对我区‘一普’工作的肯定。这次展览，不仅能让公众亲眼看到不同风格、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珍品，开拓公众眼界，增长公众的历史文化常识，还是最好的、最生动的社会宣传教育的途径。“ (记者院秀琴)
《内蒙古日报》(2016年5月5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