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城镇化 提升“城里人”的幸福指数
老袁，是一位在云南昆明创业的汉川籍老板。2013年，看到昆明当地的农业产业化项目不错，思乡已久的老袁带着部分家当回到湖北汉川老家，他租了1万多亩荒地，投资6000多万元做起了现代设施农业，用现代化技术种植菜苗、温室蔬菜。
“还是家乡的这一片山水好啊！”回到家乡的两年后，老袁感慨道。事实也是如此，老袁的企业既促进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又增加了家乡人的就业和收入。”
老袁回乡创业是汉川就地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当地政府为了吸引优秀的企业家回乡创业，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效果也十分明显。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国家对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工作部署，也是老百姓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憧憬。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4.77%，标志着“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城市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目标提前实现。
农民“足不出户”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所谓就地就近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再一味地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依托中心村和小城镇，或把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并逐渐成长转化为新城镇，就地就近实现非农就业化和市民化的城镇化模式。
就地就近城镇化益处良多：通过土地置换和土地整理的综合方式引导农民集聚，建立众多适宜人居的村镇，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并减轻大城市的压力，防治“城市病”。
同时，就地就近城镇化还可以减少大规模异地流动的社会代价，减轻农民外出务工成本，可以让农民与家人生活在一起，解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可以说，这是当前社会代价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城镇化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从2014年一号文件发布开始，中央也一直要求：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制定相关政策，解决好辖区内农业转移人口在本地城镇的落户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给出了具体建议：完善设市标准，实行特大镇扩权增能试点，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提升地级市、县城和中心镇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方便农民就近城镇化。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好了，基础设施好了，产业集聚了，服务业也发展了，吸纳就业的容量就大了，便会更有利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就地就近城镇化在全国各地展开
就地就近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造福当地百姓的重要方式，各地也正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发展模式。
在山东德州，两区同建（农村居住社区和产业园区同步建设）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了一套传统农区就地就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县域城镇化路径，这一做法两次得到李克强总理的批示。两区同建让更多农民实现了就近就地城镇化，改善了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同时，加快了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也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有利契机。
截至目前，德州市借助“两区同建”已累计建成和在建农村社区378个，入住农户30万户，建成了876个农村产业园区，30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有了保障。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低效利用土地，加速了全市城镇化进程。
在湖北高陵，有20%的农村居民在县城经商，早就不从事农业生产，东樊村也是如此。通过增减挂钩，让这部分居民可以通过宅基地的置换在县城周边得到住房，既盘活了农村宅基地资源，减轻了农民的购房压力，同时又激发了农民到县城集中安置的动力。
目前，除东樊村的59户居民外，还有何村等其他2个村的100多户农民也到县城居住，进城总人数接近1000人。
在湖南资兴，2012年开始，资兴实施了“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计划用３年时间为当地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自由择业的每个家庭，免费培养一名产业工人，培养１到２项就业技能和致富本领，让已从业者技能得到提升，让下岗失业者实现再就业，使其都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能够谋一生之地。
3年间，资兴大量返乡农民工积极参加培养工程，掌握了一项实用技能后，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愿望更强了，2014年约有8000人返乡就业， 4500多人返乡创业及发展个体产业。
今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在系统内部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其中，大部分试点城市都把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作为重要工作。
以公布的《哈尔滨市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方案要点》为例，到 2020 年，哈尔滨的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将全面深化，累计就地转移农业人口 240 万人。
就地就近城镇化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后发地区来说，让更多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更符合实际要求和农民的发展愿望，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