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有高风险山地灾害点34000余处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高风险的山地灾害点（滑坡、泥石流等）34000余处，以西南、西北山区最为严重。在自然灾害经济损失中，山地灾害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40%。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逾越不了多山的基本国情，抵御和防治山地灾害是山区发展的一大艰巨任务。
谁来为山区发展把脉，撑起防治山地灾害的科学之穹？
山地灾害研究大幕拉开
新中国成立后，大西南开发和大三线建设迅速展开，而以滑坡、泥石流为主的山地灾害对其建设影响非常严重，研究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从那时起，从组建第一支科学考察队，对西藏冰川爆发泥石流灾害进行考察，到1963年，第一个泥石流研究报告得到国家的重视，中国山地灾害研究完成了破冰之旅，从此走上了为中国山地把脉的艰难历程。
1966年，以这支科研团队为基础，成立了成都地理研究所，该所作为“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前身，在我国山地灾害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1966~1977年，为了摸清我国山区建设的两大危害——泥石流和滑坡的灾害规律，找出对策，该研究团队克服了困难，在铁路、公路、城镇、矿山、农田和地震区，进行了多年科学考察，开辟了我国大型泥石流和滑坡的综合治理道路，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
首次提出泥石流体的4种结构、4类流态和自由孔隙比，奠定了泥石流理论基础；首次提出泥石流综合治理的原则、方案和措施，初步形成了泥石流综合治理体系；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首次采用混凝土充填泥石流规程物筑坝，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泥石流治理工程直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
1967年4月，中科院组建了东川蒋家沟、西昌黑沙河和会东白沙沟三支泥石流考察队，成都地理所作为主研单位进入了研究主战场，并主持黑沙河泥石流的研究和治理工作，进一步拉开了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研究的大幕。
科研人员通过实地考察,摸清了泥石流的危害特征、活动性质、区域规律,提出了适合各区域实际情况的防治对策,为山区防治泥石流灾害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经过多年科技攻关，科研人员在完成上百条重大灾害性泥石流沟的防治规划、设计与综合治理方案的基础上，总结并建立了一整套泥石流防灾减灾的理论体系和治理模式，实现了以最低的投入达到最高的产出。据统计，这些科研成果累计产出直接经济效益超过40亿元。
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成都山地所承担起滑坡难题的攻关重任。从1966年到1971年，科研人员在大量考察基础上，结合 “三线建设”的实际以及广大山区农村安全的需要，开展了滑坡发生规律与防治技术的示范项目研究，完成了多个项目攻关和抢险救灾任务，锁住了一个又一个滑坡，开创了滑坡灾害防治研究的一片天地。
经过这些山地灾害研究的成就所开辟的学科道路，彰显着中国山地灾害研究最初所经历的艰辛，仿佛看到中国第一代山地灾害研究者为保障中国山区建设在减灾防灾领域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和奉献。
山区安全发展的卫士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掀起了科学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热潮。山地研究进入了向山地灾害全面宣战的攻关年代。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泥石流、滑坡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从区域规律研究逐渐拓展到其形成、发生机理、动态监测、预测预报和防治新技术各个层次，基本实现了“立足西南，面向全国，逐步走向世界”的发展目标。
自1980年以来，山地灾害研究，从科学调查转入观测基地建设，成都山地研究所率先建立了特殊环境与灾害观测研究站、山地生态观测研究站，开创了山区防灾减灾实时监测的先河,走在了世界山地灾害研究的前沿。他们以蒋家沟泥石流实际观测为基础建立了泥石流预报模型，90年代又在四川攀西地区建立了暴雨泥石流区域预报模型。
1990~1995年，中国泥石流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提高时期。
1991年,在首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 一幅1∶600万《中国泥石流分布及其灾害危险区划图》在成都山地所编制完成，建立了中国泥石流滑坡数据库，为中国泥石流防治提供了基础数据。研究出版了《中国泥石流》、《滑坡学与滑坡防治技术》等近30部专著，涵盖泥石流、滑坡等山地灾害研究的多个方面，基本形成了泥石流学、滑坡学，即山地灾害学的学科框架。在泥石流起动机理、运动力学以及滑坡区域预测和临滑预报的研究上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02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山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安全保障的防灾减灾、以及山地生态建设与环境保育需求日益增大，进一步促进了山地灾害和山地生态的研究工作，成都山地所的学科特色和优势日益显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发展定位更加明确，在山区防灾减灾方面凸显引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9年，以崔鹏为首席科学家带领的团队，经过近10年的研究，在重大线性工程防灾减灾理论与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为西部山区国道、省道、输油输气工程的建设等提高了高水平的科技支撑，成果获得了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钟祥浩研究员为首席科学家带领的团队，常年坚持西藏生态与环境研究，所完成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通过了国家批准，为西藏生态屏障建设争取到155亿的投资，其成果也获得了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后续又开展了生态屏障建设监测工作。
在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等次生山地灾害防治中，在崔鹏的带领下，依托承担的两项国家“973”项目，对地震次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防治的理论和技术研发开展了富有实效的创新研究，即在“重大泥石流减灾关键技术与示范”的突破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为地震重灾区次生山地灾害防治提供了极其有力地科技支撑；在灾后重建规划中，受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委托，成都山地所牵头组织完成了灾区重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又一批致力于山地灾害研究的群体，山区安全发展才有了基本保障，其关键是我们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山地灾害防治技术体系，才有了中国科学家主导的1999~2000年委内瑞拉特大泥石流防治方案的实施；才有了2012~2013年多次冒险指导中巴公路建设中山地灾害防治与减灾。
走向山地科学研究高地
在山地灾害防治理论和技术向纵深创新发展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服务国家山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山地研究全面提升科技支撑能力。除了技术支撑外，山地综合研究还发挥了智库的重要作用。仅成都山地所上报国家并被采纳的咨询建议就有58份，这些报告应对国家在山区生态建设、经济发展和国土安全方面的重大需求，提出了一批诸如西南重大水电工程建设、三峡水库滑坡工程防治、长江上游水库群优化调度等的咨询报告，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其中一项重大成果是《中国山区发展报告》，这一报告围绕中国山区自然条件、山区发展滞后的原因、地区发展差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预测、山区“三农”问题、山区聚落与生态移民、山区环境面临的挑战、山区发展战略思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第一次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中国山区战略定位、产业出路、区域特点和政策导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中国山区发展对策和协调推进战略。该报告的提出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成为我国国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的决策依据。
2008年3月18日，“中国山地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多位科学家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呼吁，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考虑我国山地对未来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支撑与保障的重要性，倡议尽早制定山地科学研究计划，以促进深入解决山区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2008年9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山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与会专家再次呼吁从未来国家战略层面要高度关注山区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11月17日至18日，带着汶川大地震的惨痛记忆，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以“山地科学体系与资源环境安全”为主题的第336次会议，科学家们对于地震次生山地灾害的防治、山地资源合理开发和山区生态保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提出了山地科学研究面向山地资源环境安全的重要议题。
2009年4月，成都山地所专家撰写的《中国山区战略地位与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由中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呈送给国务院办公厅。这份报告阐述了中国山区的战略地位和意义，提出了制定和实施“中国山区发展振兴规划”和“中国山地科学重大长期研究计划”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总理的亲自批复，在国家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近几年，中科院通过部署和深入实施“一三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定位发展。2014年又提出了“率先行动”计划，力求在分类改革中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面对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山地科学在支撑山区发展中日益显现其特色和不可忽视性。成都山地所为此做好了比较系统的准备，在重大科技任务布局上及早作了谋划。
2015年一项瞄准国家山地重大科技需求的“973”项目正在启动，项目将围绕“山地不同时空尺度水土要素耦合过程与资源效应、变化环境下山地水土作用失衡的发生机理与灾害风险、山区水土资源承载力与国土空间功能优化关联”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启为期五年的山地专项科学研究。这项研究对于山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将为我国山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阐释路径和模式、为山区国土功能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进一步丰富山地科学研究。
2015年2月8日，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川藏铁路山地灾害分布规律、风险分析与防治试验示范”项目启动暨工作实施方案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这是瞄准国家西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防范山地灾害关键技术问题，而布局的一项重大科技任务。川西山地地质条件复杂，一些深切峡谷的两岸分布一组组滑坡群和沟道泥石流发育，给铁路选线和车站布设带来甚多困难，这是一道难度极大、富有挑战性的考题，也是战略性抢占满足国家这类重大需求的科技制高点的机遇。成都山地所和中铁二院的科技骨干携手攻关，3月30日两个单位20多位科技骨干开始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答案的破解将在这群常年与山地共舞者的脑中给出，这样的科技攻关将会书写山地科学研究长卷中闪烁夺目的一章。
在深化科技改革中行进的中国科学院，分类改革将会凝聚同一领域更多的科技力量，形成集团化科技攻关团队，形成多学科协调创新体系，为解决山区安全、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关键的、重大的科技问题，明确定位，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真正按照“四个率先”要求，全面“提高创新能力，发展山地科学”，最终实现“认识山地科学规律，服务国家持续发展”的改革、创新、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