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自发组织“民间反扒小组”却无从实施工作

11月30日11时，市民康晓在内蒙古团委公交站牌等公交车时丢失价值万元的三星 手机 。

11月30日18时，市民王欣在乘坐71路公交车时，遗失钱包，包内有现金近3000元，以及数张银行卡。

12月10日15时，市民刘梵在呼市火车站上公交车时丢失价值5000元的苹果手机。

许多市民表示，到年底了，小偷太猖狂。为此，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反扒小组逐渐形成。近期，就在该小组准备实施具体工作时，却发现无从施展。

        民间组织反扒小组

穆永俊是内蒙古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民间反扒小组的组建者。他说，从去年到现在，学校师生已丢失几十部手机。他对小偷深感愤恨，想组建一个民间反扒小组，在车站、公交车、火车站等人员密集地段实施抓捕行动。得知穆永俊要组建民间反扒小组，学校老师和学生以及亲朋好友都纷纷给予支持和宣传。不久，他的小组成员人数就达到了十人，其中除退役军人、退休协警外，还有少数老师和学生。

穆永俊认为，公交车上小偷之所以猖狂，一方面是由于处罚不严，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老油条”能在人群中辨认出哪些人是反扒警察。当小偷意识到和反扒警察同乘一辆车，就会收敛很多。若由他们这些陌生面孔来进行反扒，小偷一定防不胜防。

穆永俊介绍，他组建的民间反扒小组成员年龄均为18岁至50周岁，身高均在1.65m以上，都是身体素质较好的男性公民。“保护人民群众财产，补充警力不足，给社会造就一个安详的乘车环境，这有什么不好？”穆永俊说，近日，他曾多次到公安部门申请反扒许可，却发现一片好心却无从施展。

记者了解到，申请过程中，公安部门首先对该组织的建立以及想法表示了肯定，但对于该组织提出的“给予人身保险和执法凭证”两项表示“无权给予凭证和保障”。

“不提供补助是小事，没有执法凭证和人身保险才是最大的困难。”穆永俊说。

据该小组中的一名退休协警介绍，每个派出所都有各自管辖的片区，但小偷是流动性作案，这对执法办案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公交上的治安由呼和浩特公安局公交分局负责。若想在公交车上反扒，必须有正式、合法的执法凭证。否则，就算是协警在公交车上反扒也只能算是见义勇为的行为。

“参与反扒的人员既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也有可能被小偷反咬一口。如果在抓捕过程中不慎伤到小偷，还将面临拘留，进监狱的后果。”该退休协警介绍，“如有执法证，抓捕小偷时就可用手铐。”这样就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小偷也不会无理取闹。

        合不合法引争议

许多市民，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因小偷偷窃损失个人财产的市民，对民间反扒组织给予肯定和支持。

呼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政工监察室副主任杨月清表示，公安机关没有权利给予这样的组织执法凭证。若想得到执法凭证，必须要通过人大会议，经政府同意批复才可以。呼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反扒大队教导员郭文俊也表示，反扒组织多一点是好事，但具体操作上可能有很多考虑的因素，比如人身安全等。执法限制人身自由，特定部门才有权力执法，否则就是非法监禁。

郭文俊说，近期反扒侧重点也在学生放学和春节回家等特殊时期，警力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公交站点和公交车上等人员密集的地点。“冬季人们穿着较厚，小偷作案不容易被发现。而春节前这一段时间，商场人流大，偷窃活动也会增多”。他还表示，“民间反扒组织受老百姓欢迎，初衷是好事，但不安全，不赞同他们这样的反扒行为。”

        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内蒙古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秀芳表示，民间反扒组织是新生事物，法律对它没有明确规定。成立该组织有利有弊，从保护民众财产的角度来说是好事。然而小偷一般都随身携带刀具，如民间反扒小组没有能力制服小偷，保护自己，很有可能在抓捕过程中伤了自己或伤了小偷，谁为这样的后果埋单，就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其次，法律上讲，反扒这一事项和其他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事项一样，被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于我国的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中。这也就充分说明，反扒首先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是警察的职责所在。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把小偷送到公安机关，但调查取证、审判定罪都应由授权机构负责处理。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红艳表示，最主要的做法还是应从加强社会治安，加强居民安全防范意识两方面入手。社会安定，人人都有防范意识，小偷就没有可乘之机。

陈红艳认为，既然出现民间反扒组织的现象，就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应当加以及时引导规范，同时国家或政府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对这类志愿者组织的规范，这才是控制违法犯罪的科学之路。记者 福荣 实习生 吴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