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布其治沙之路——我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大逆转调查（上）
2010年前后，亿利集团走了十几年的生态产业之路似乎走不下去了。
“是退是进，一直举棋不定。”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回忆说，“直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亿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政策信号。”
如今再回忆当时的进退维谷，50后的王文彪笑称，“距离成功的最后5公里”，差点半途而废、无功而返。
目前，从库布其沙漠走来的亿利生态产业“轻舟已过万重山”——库布其沙漠治理速度正以1年超过以往10年的步幅迈进。
2005年，杭锦旗独贵塔拉镇牧民敖特更花一赌气把自家的260只羊全卖了。拿着卖羊的6万元，她放声大哭。
那一刻，她同样不知道今后的路该咋走！此前5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全国率先推行“禁休轮牧”政策，敖特更花为了放羊只能和政府打起了“游击战”：白天不让放，就晚上放！经过旷日持久的“车轮战”，敖特更花败下阵来。
而今，以种树为生的敖特更花，握着“库布其生态产业”的名片，带着自己的队伍，把树种到了内蒙古之外的新疆、西藏……回忆起那次“危机”，70后的她，感谢生态事业重新给了她创业的机会。
正是由于50后的王文彪、70后的敖特更花，以及更多的库布其人一代代接续奋斗，才走出了我国第七大沙漠的治理之路：截至目前，库布其治理面积已达6000多平方公里，绿化面积达3200多平方公里，1/3的沙漠得到治理，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多年实践，库布其人总结出了“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的“库布其模式”。库布其治沙之路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2017年9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库布其的治沙实践被写入联合国宣言。荒漠化防治，世界也正期待库布其提供方案。
穿沙公路“修”出库布其治沙路
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后，土生土长的库布其人达木林回到杭锦旗工作。在曾任旗委副书记的他看来：库布其治沙史上涌现出的治沙英雄灿若星斗，却都难以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小打小闹治不了库布其，“直到穿沙公路挺进库布其的那一刻”。
在此之前，库布其沙漠这道“梁”硬生生将杭锦旗1.8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分隔成两个“世界”：北部位于黄河岸边的沿河地区和沙漠以南的梁外地区。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别说治理沙漠，进入库布其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提起库布其，人们的印象就是能将门板吹出数里的飓风和一夜之间堵住家门的沙丘。
当时，沿河地区和梁外地区往来最便捷的路就是躲着沙漠从孔兑（蒙古语，意为沙漠中的季节性河流——记者注）中涉水而行，这也成为当时长途班车选择的“官方”路线。
于是，夏天孔兑水大时走不得；到了冬天，一旦被车轮碾碎的冰捂住，一车人就只能在岸上听天由命，等待有过路的拖拉机或大卡车救援——这样的等待常常是一等一夜……
王文彪曾经最大的困惑是，位于沙漠腹地的盐厂距火车站直线距离不过65公里，由于沙漠阻隔却不得不绕道330公里，一吨盐成本增加六七十元，利润被蚕食。
当时，达木林数次热情高涨地带着从美国、深圳等地远道而来的投资客，坐着北京吉普在旗里参观找商机。可每次走下来，吉普车的弓子板都被颠得要新换一套，而车上的投资客自此也没了下文。
在人们的期盼中，修建横穿库布其沙漠的穿沙公路终于在1994年被写进了当地的政府工作报告。而修路与治沙同步开展的思想也随之确立——否则风沙会在一夜之间就将路从库布其抹去。
至今达木林都记得，1995年随团到华西村参观学习时，他发现当时整个伊克昭盟（2001年伊克昭盟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改名鄂尔多斯市——记者注）的年财政收入竟敌不过华西村一个集团。
如此财力，修一条前无古人的穿沙公路，谈何容易！
“如果说穿沙公路有股份，杭锦旗大人娃娃都有份。”达木林此话不是玩笑，有当年统计数字为证：1997年至1999年，为穿沙公路的修建，杭锦旗副县级以上干部每年集资500元，副科级以上150元，一般干部50元，农牧民则是10元或等值治沙材料，3年共计集资450万元；3年间，杭锦旗还组织了万人以上治沙大会战5次，硬是在沙漠里用双手一根一根扎出2453万公顷沙障，栽下了几百万株树……
党委政府除组织修路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支持、筹措资金；在亿利集团带动下，当地企业纷纷拿出扩大再生产急需的资金；农牧民则赶着自家马车载着治沙材料，赶往修路工地参与治沙……
1999年冬，亘古无路的浩瀚大漠库布其终于辟沙成途。穿沙公路南起杭锦旗政府所在地锡尼镇，北达巴彦淖尔盟乌拉山火车站，穿越库布其沙漠50多公里。
“从此以后，库布其20年的治沙路上，党委政府、企业、百姓这三股力量再没分开过！”而治沙的“库布其模式”也逐渐建立。
如今，驾车穿行库布其沙漠，与穿沙公路或平行或交叉的各类公路已连接成网，用绿色编织起由众多网格构成的巨大沙障，“南围北堵中切割”——将库布其治理得服服帖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