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立交桥架到“最后—公里”
——巴林左旗新型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纪实
农牧业产业化发展呼唤社会化服务
红格尔经济联合社的发展也经历过波折。2008年，柴达木村争项目上大棚，盲目跟风种蔬菜。先是种西红柿，可到了收获期就是卖不动。由于品质差，别人卖两元一斤，合作社才卖两毛钱一斤，还得给客商装到车上，结果种西红柿赔了十几万元。接着又改种蘑菇，也是由于成本高、质量差而以失败告终。柴达木村过去种啥啥赔的原因何在?村党支部书记张国勇道出了原委:不知道种啥赚钱、不知道怎么种、不知道往哪卖。而巴林左旗社会化服务体系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旗财政局局长王永春总结的更为深刻:信息不灵、技术不精、流通不畅。
信息、技术、流通这些农牧业生产要素究竟“卡”在了哪里?是因为农业服务不接地气，导致“最后一公里”很难打通。有些农业部门送农技下乡时，还停留在挂横幅贴标语、广播喇叭上讲讲话、摆摊设点发资料等形式上，不少农牧民对此不感兴趣。“这样的技术服务像‘隔靴搔痒’不贴肉，像高射炮打蚊子，不精准!”王永春认为，技术人员只有真正走进田间地头，有针对性地把脉问诊、对症开方，做到精准式服务，才能受到百姓欢迎。
说起过去种菜请技术员的事，巴林左旗上京蔬菜种植合作社理事长韩广中拉开了话匣子。这个跨着3个行政村的合作社共有社员803名，分成了十个专业小区，日光温室达到了4700栋。老韩算了一笔账:种菜请技术员，一家请一个不现实，就按200多个棚请一个技术员，这10个小区就得请16个，每个技术员工资补助按1万元算，一年下来就得16万，不要说个人，就是合作社也负担不起。老韩觉得，像这样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划算的事，都应该由政府统一来管。
“只有加快创新驱动，才能促进产业升级!”在巴林左旗科技局副局长刘泽慧的眼中，旗里现在卖的杂粮、驴肉、羊绒等都是初级产品，这种原材料型的经济模式已经耗尽了产业发展的潜力，只有延长农畜产品加工的产业链，挖掘产品背后文化价值、健康价值、经济价值来塑造产品的品牌，才能真正打开农畜产品市场的大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为农牧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驱动力，这正是巴林左旗在新型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的3个问题。问题厘清，思路明确，旗里开始从“建机制、搭平台、促服务”上下功夫，开始了新型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探路之旅。
顺风耳捕捉信息 千里眼洞察市场
一条农业信息能值多少钱?红格尔鲜花种植合作社理事长于华说它能值100万元。今年年初，云南突降大雪，气温骤降使省内的14万亩鲜花遭受严重冻灾，占到全国冬季鲜花供应量90%的云南省鲜花产量不足两成，导致鲜花价格大幅上涨。云南是全国鲜花市场价格的晴雨表，柴达木村的科技信息员从网上得知这个消息后，在第一时间发到每个社员的手机上。当夭，合作社召开会议决定，所有的鲜花一律15夭后再出棚。当时每支玫瑰的价格是2元，而半个月后就涨到了7元，合作社的20万支鲜花整整多赚了100万元。
一条信息价值百万，就是农牧业信息化带来的神奇之处。在巴林左旗，百姓想知道哪夭刮风哪夭下雨，想知道今夭市场的黄瓜多少钱一斤，想知道周边旗县有没有疫情，打开旗里的“农牧业信息网”一看便知。要是庄稼或者牲畜得了病，拨打12396和12316服务热线，专家就会给出详细的解答。在巴林左旗农牧业信息网上，有一个玉米病虫害专家诊断系统。农民只要输入发病部位、斑点颜色和形状，系统会自动诊断病情、开出药方。作为信息化的高端产品，物联网已经开始走进巴林左旗的农业生产。在道老毛道村农民汤国才家的大棚里，几个传感器适时采集着棚内的温度、湿度等环◇信息，并传输到电脑、手机的终端上。下一步软件系统升级后，老汤拿起手机就可以远程控制通风、水肥滴灌等设备，实现精细化种植。
眼下，巴林左旗已建成了旗、乡(镇)、村和新型经营主体四级农牧业信息服务体系。其中，旗里建设了“巴林左旗新型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信息中心”，分别设立了笤帚苗等8个产业资源库，新型经营主体和经纪人队伍数据库、农畜产品电子商务等区域信息服务平台，基本形成电脑、手机、电话、电视、专家面对面“五位一体”的多样化信息服务。以旗农牧业信息服务中心为核心，在5个试点苏木乡镇建立了信息服务站，在20个试点嘎查村建立了信息服务室，选择3个龙头企业、3个产业园区、3个合作社设立信息服务点。一张纵横连通信息化服务网已然织就。
目前，全旗已有76名专兼职信息员工作在信息服务一线。12316专家服务热线和农信通手机短信平台共向农牧民发送短信8000多条，各类报纸信息456条。信息服务体系整合7个涉农部门的信息资源，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处理，多次发布了病虫害预警和防控信息。信息服务体系在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和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田保姆”随叫随到 土专家走俏乡村
作为赤峰市唯一的一个新型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旗，巴林左旗的决策者们深感责任重大。整个项目光自治区财政投入就有2700多万元，旗里党政一班人深知这笔投入背后的深意:用这笔钱不在于盖多少楼、修多少路，而是通过资金杠杆的撬动，探索出一个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可复制、可借鉴和可推广的新机制。
首先，政府花钱购买科技服务。按照旗里的规定:自治区级以上专家，每到巴林左旗服务一次政府给予补助5000元;市级以上专家服务一次3000元;乡土人才包年服务，一年补助1万元。目前，旗里已形成了金字塔形的专家库。上层有来自内蒙古大学等8家院所的30位专家教授;中层有旗乡两级选聘的76名农牧业技术骨干;下层有在基层遴选的26名乡土人才。为了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真正发挥效益，旗里专门出台了对农技员和信息员的考核办法，由县、乡、村和农牧民四级考核，他们能拿多少补助由服务对象说了算。所以每次请市以上的专家，旗里总是把日程安排的满满的，总能把专家的技术用好、用足。
柴达木村党支部书记张国勇尝到了专家服务的甜头。今年，赤峰市农牧业局推广研究员任志宏到村里讲课，发现大棚里的葡萄没及时抹芽和◇头，造成了葡萄树疯长。“我再晚来3夭，你这葡萄就得损失10多万元!”任志宏的这句话把张国勇吓了一大跳，马上组织社员们向专家学习抹芽和◇头的要领，避免了即将到来的减产风险。
为了实现技术的精准化服务，巴林左旗提出了“一个专家带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助推一个产业”的模式。全旗的笤帚苗、肉驴、蔬菜等9个产业，每个产业都有一个首席专家领军。例如，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贾玉山教授的带领下，目前全旗正实施“3180”秸杆转化工程。计划利用3年时间，整合资金1亿元，使全旗秸杆加工转化达到80%以上。为了发挥科技推广的裂变效应，旗里还推行“乡土人才+科技示范户+示范带动户”的模式。全旗26名乡土人才登上大雅之堂开门收徒，每人带10户以上科技示范户，再由他们辐射带动其他农户。围绕推进动物疫病可追溯管理和信息技术服务，在全旗165个嘎查村全部建立了动物防疫室，聘用嘎查村防疫员239人，每人每年政府补助9000元，大大提高了防疫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在全区率先实现了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全覆盖。
政府花钱购买科技服务的机制，激发了各级科技工作者的热情。今年，全旗专家库内的专家有针对性开展培训19次，旗内76名技术骨干和26名乡土人才下基层服务2000多人次。239名防疫员预防免疫畜禽700万头只，全年旗内没有发生任何疫情。
打品牌升级产业 走出去开拓市场
从2012年开始，人们悄然发现巴林左旗的工艺品笤帚开始摆上了淘宝网站。首开网上卖笤帚先河的是内蒙古鑫洋手工制品有限公司。而吸引网友购买的原因就是这家企业把一个扫地用的笤帚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巴西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公司顺势开发的新产品“手编大力神杯”曾一度受网友的欢迎。目前，企业已开发工艺笤帚制品及挂件1000多个品种，年销售笤帚80万把，销售额600多万元。
今年，为了打开农畜产品的网络销售市场，巴林左旗重点扶持鑫洋手工制品有限公司和大辽王府粮行两家企业在“夭猫”商城开设旗舰店，每个店给补助10万元的保证金和6万元的年运营费。2015年1月，“契丹情结”牌工艺品笤帚和“契丹”牌杂粮豆两个品牌旗舰店将投入运营。通过“线上宣传，线下销售”的运行模式，届时巴林左旗的农产品将会借助“夭猫”这个亚洲最大的综合性购物平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办网络旗舰店，这是巴林左旗新型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之举。用互联网思维来开展的流通服务，是旗里从产前、产中到产后全产业链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卖产品首先打品牌，今年旗里先后向国家工商总局申报了“巴林左旗笤帚苗”、“巴林左旗笤帚”、“巴林左旗毛毛谷小米”三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中“巴林左旗毛毛谷小米”已经受理。目前，全旗农牧业龙头企业注册商标总数达到168个，“健元鹿业”的鹿产品、“蒙赤夭泽”的马铃薯深加工产品、“沐伦河”的毛毛谷小米等一批驰名、著名商标，让巴林左旗的农畜产品进入了品牌时代和电商时代。
走进刚刚建成的“巴林左旗农畜产品展销中心”，面积为960平方米的展厅布局大气典雅，实用性与观赏性并举。厅内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展品，从鹿胎素化妆品到有机金苗小米，从水晶粉丝到腌渍滑子菇，从玉米秸秆颗粒饲料到工艺笤帚，40多家龙头企业的上千个品种的产品都在这里集中展示。这个以农牧业为主题的城市“会客厅”，致力于打造“永不落幕的农博会”，成为展示巴林左旗农牧业品牌的一道亮丽风景。
为了进一步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巴林左旗在旗外和旗内两个层面开展“农超对接”活动。今年，旗里组织十三敖包笤帚苗协会、巴林左旗杂粮行业商会与北京等地的大型超市实现了对接。在旗供销社的牵线搭桥之下，上京蔬菜种植合作社与林东镇的“佰汇”、“东源”、“新合作”3家超市达成了合作协议，合作社每夭向3家超市供应蔬菜6吨多，占到日产菜量的1/5。农超对接后，农民平均一斤菜比过去多卖了1角钱，市民买1斤菜比过去少花了5角钱。这种新模式缓解了“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的矛盾，取得了“一根甘蔗两头甜”的效果。(徐永升邱静)
[责任编辑 范悦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