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荒”变“荒气”何解 我国天然气路在何方
“天然气供过于求的形势来了,这个形势我们行业内的人认为可能要持续到2020年,而且过剩的量在300亿~400亿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徐博在近日举行的第九届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上如是说。
实际上,自从本轮油价跳水以来,我国长期以来的“气荒”就已经悄然转变为“荒气”—据记者了解,一些企业天然气部门一季度利润下滑惊人,相关数据甚至“不敢透露”。徐博就表示:“现在销售非常困难,压力非常大,找不到新用户。”
面对有可能长期走低的国际油价,我国天然气行业路在何方?
“荒气”新形势
进入2015年,天然气行业出现了许多和前几年完全不同的新形势。
首先,国际油价走低,天然气价格也较低。徐博指出,总体来看,2020年前,我国的天然气供应量非常充足,国际供应充足且价格便宜,美国的液化石油气(LNG)最迟明年将进入我国。如果国内消费市场开发不好,还会进一步压低国内产量。
其次,从政策层面看,我国4月1日起开始将存量气和增量气门站价格并轨,今后还要在天然气交易所交易,无须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来执行,使得天然气价格灵活性大大提高。管道公平准入、混合所有制等油气行业改革也会对气价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使得整体能源需求不旺,加上近几年连着上了一些天然气项目,积累了一些产能,使得国内出现“荒气”。
在刘毅军看来,“荒气”是阶段性现象。“2009年夏天内蒙古、江苏等个别地区也出现过天然气过剩的情况,后来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这种问题就被掩盖下去了。”现在,油价、煤价走低使得用气积极性受抑制。刘毅军判断,油价如果上不去,天然气供给过剩、宽松的局面很有可能会维持几年。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0%以上。“到2020年达到3600亿方的需求量,在今年的基础上翻番,这个目标目前看来很难完成。”徐博认为。
发电被寄予厚望
在这样的价格趋势下,从去年以来,我国天然气行业亏损严重。一旦这样的油价、气价持续下去,天然气行业又该何去何从?
对此,徐博认为,不能指望家庭用气,“我们测算家庭用气800亿方到顶了。中国天然气现在只占到一次能源的6.3%,未来在天然气发电、汽车、LNG船舶等方面还有增长的空间”。
徐博分析指出,交通用气改造起来快,又能减轻机动车污染问题,较为可行。此外,根据我国相关规划,LNG船舶规划达到1万艘,现在数量较少,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针对此前传出的叫停机动车“油改气”的消息,记者近日在采访中获悉,该措施实施难度较大。“老百姓支持油改气,天然气供应又比较宽松,有人想加气,有人想卖气,所以监管部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分析指出,交通用气还有一定发展潜力。
不过徐博最为看重的是天然气发电。天然气发电是国际上一种主流的发电方式,而我国天然气发电约占15%左右,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天然气发电具有启动快等优势,适合建设调峰电站,被业内人士普遍看好。但由于我国电价的不合理性,使得天然气发电同火电相比没有成本优势,缺乏建设积极性。
刘毅军告诉记者,从2014年开始,我国天然气发电出现逆向替代—当经济性降低时首先减少的就是天然气电厂,而火电投资却在持续增加;此外,还存在从山西、内蒙古等地跨地区调度的跨区域逆向替代。实际上,都是用煤电替代了天然气发电。
据记者了解,为了对促进天然气发电有带动作用,“三桶油”也入股了一些发电企业,但收效甚微。
能源体制价值取向
目前国际上有两场能源革命同时进行,一场是美国的非常规油气革命,另一场是德国的新能源革命。德国的目标很直接—未来用可再生能源100%替代传统能源。虽然该计划在提出伊始广受怀疑,但德国人正在用行动证明这一目标并非遥不可及。目前,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已近30%。
近日,在参加中德能源转型论坛时,多位德国能源专家一致指出:德国成功的最大功劳在于其民众付出了更高的电费,支持了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快速崛起。
同发达国家相反,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交叉补贴使得工业用电较贵而民用电便宜。“老百姓是否愿意多掏钱改变能源结构还不确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说。
一方面供给过剩,一方面发电比例极低,对于我国天然气发展中存在的这种矛盾,陈卫东表示,美国在页岩气革命之后也出现了煤和气的PK,谁便宜就用谁发电。而我国的气电矛盾突出则彰显出,单个能源价格体系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了。
北京大学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基地副主任张利宾也认为,气PK不过煤,应该通过立法解决。“地方支持污染的发展方式必然失效,未来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而非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来监管。”
刘毅军则寄希望于新电改:“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问题也许会逐步化解。”
不过,陈卫东也指出,如果电价提高,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又会面临巨大的调整和洗牌,新产业能否顺利取代老产业支撑经济增长还有待考验。
“能源的现实主义和环保的理想主义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是要环保还是要GDP,这是我国需要明确的能源体制的价值取向问题。”陈卫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