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能源约束之道

　　能源约束，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能源资源供给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可开发利用的难度提升，以及国家资源禀赋变化导致能源资源供需不均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研究表明，能源约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尼效应：一方面表明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喻示了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具有过高的依赖性，能源消费的下降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要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具有严峻的挑战性。

　　目前，中国的能源储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尤其是处于上行通道中的中国经济面临着“能源危机”的刚性约束。“能源危机”折射出了中国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病态”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引致的畸形能源消费结构。与能源高强度开发和大规模消费相对应的则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

　　在能源需求急剧增加和能源效率损失较大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仅面临着能源供给的“流量约束”，还面临着“存量约束”的威胁，而且目前从“流量约束”向“存量约束”的趋势在加快。在绝大多数场合中，能源约束是以“流量约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源受到技术、经济等条件的限制，无法全面地由潜在能源向现实能源转化，能源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约束并不在于资源存在不存在，而是能源获取的速度。但当能源尤其是非可再生能源存量逐渐接近枯竭，这个时候能源约束就转化成另一种约束形式—“存量约束”，于是，就不得不开始考虑能源供给的可持续性问题。相比而言，能源“流量约束”显然要温和得多，而“存量约束”要严厉得多，经济发展通常要受到较大的制约。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经验看，可以得出两个启发性的结论：一是在工业化加快发展时期，能源消费和能源密度有快速增加的趋势；二是在能源资源约束加强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实现能源消费低增长和经济高增长。而中国有可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能源资源约束加强的条件下出现能源密度下降。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将能源资源约束这一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内生到经济系统中，优化经济系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能否正确处理资源、能源约束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关系，保障居民生活需要，能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问题。

　　能源约束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涉及到社会进步、环境安全，甚至涉及政治与国家安全的问题。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阶段性特征、节能减排的基本国策以及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制约，都要求中国能源战略，尤其是能源结构战略，进行相应调整。

　　针对中国在能源供给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建立规模化、多元化的国内能源供应体系，构建能源全球化战略框架。同时，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解决能源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城市、交通等)，这要比解决某些环节的问题，所获得的能源节约效果要大且快。

　　对于缓解中国能源约束来说，降低能源需求是行之有效的选择。而降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的唯一途径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提高能效和节能是中国缓解能源约束矛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现实选择，是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措施。

　　中国需要采取技术上跨越发展的战略，大幅度提高技术节能的贡献率，以适应结构趋重条件下的新挑战。要加快能源技术进步，特别是要对影响未来能源发展模式的重大技术实行重点攻关。

　　在制度层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能源资源开发市场的政府规制。要缓解能源约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管理创新为保障，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形成对节约资源的褒扬、对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惩罚，并从能源管理法制化出发，将政府行使能源管理职能的活动及其有关主体的行为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合理配置能源资源的重要手段，由价格扭曲所导致的能源资源配置失灵是加剧能源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约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推进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化步伐，为解决能源约束问题提供体制保障。

　　当然，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约束矛盾的有效途径。从可再生能源本身的特点看，可再生能源是一种本地能源，并基本上不受国际能源市场燃料价格波动的影响。科学地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缓解能源约束和环境压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作者系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