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人： 大兴安岭最后的猎民
出猎的猎人。（资料图片由诺敏镇提供）
孟金光自制的狍头皮帽。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关正文在检修拖拉机。 本报记者 李新军 摄
捕获。（资料图片由诺敏镇提供）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遍野打也打不尽……”上世纪50年代，一曲传唱大江南北的《鄂伦春小唱》，唱出了鄂伦春人孔武有力的游猎生活和不惧艰险的勇敢精神，展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品格。
22年前，随着鄂伦春自治旗全面禁猎，“一匹烈马一杆枪”的狩猎生活就成为鄂伦春人永远的回忆。
位于鄂伦春旗南部的诺敏镇猎民村，是全旗7个猎民村之一。正在家门口修理拖拉机的关正文事前已知道我们的来意。他大声和我们打着招呼：“我就是最后的猎民！”
今年48岁的关正文对于狩猎的记忆，起始于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七八岁就下套逮兔子，十三四岁就出去逮狍子”，1991年中学毕业后，关正文扛起猎枪开始跟着哥哥上山打猎。“春天去打鹿胎、6月份打鹿茸，秋天打棕熊，冬天上山打狍子”，鹿、犴、熊、狍子、野猪……都曾是关正文枪下的猎物。
区别于涸泽而渔式的“用车灯照、用汽车追”的狩猎方式，关正文说，他们采用的是传统狩猎方式——“骑马打围”。
狩猎不只是猎杀，而是无数个猎手跨过岁月传递下来的方方面面的技能和经验。在关正文的心目中，哥哥关正君就是当地最好最有经验的猎手。
最难忘的是冬季里上山打狍子。一支步枪，一匹猎马，1993年冬天，关正文和哥哥结伴上山，远行300多公里。一个冬天，他们就打了120多只狍子，这在当地狩猎史上创下了纪录。这次出猎历时5个多月，他们只在春节期间回家待了些日子。
关正文的猎获大都出售给南方的“老客”。鹿胎、鹿茸、狍子肉干，每年都有两三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关正文的狩猎生活，终止于1996年春季。
1996年1月，鄂伦春自治旗颁布《禁猎通告》，收存了猎民的枪支弹药，在境内全面实行禁猎。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跑惯了山林的关正文，开始了家园里的农耕生活。拿惯了猎枪的手，拾起了犁铧。
现在，关正文耕种着420多亩土地，这其中，有170亩是承包来的。他陆续购置了小四轮拖拉机、播种机和喷灌设备，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他家种田收入了7万多元，加上各种补贴，总收入达到了10多万元。
2010年，关正文搬离了“一面青”的老房子，来到了政府新建的猎民村，住进了统一建设的70平方米新房，他自己只花了3000元用于厨房的装修。
“孩子健康、生活稳定”，关正文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对于禁猎，关正文表达了自己的理解：“那时候打猎的人太多了，晚上山上随处可见追猎的汽车灯光，野生动物快被赶尽杀绝了。”关正文反省，“过去打猎，也是太过残忍。”
猎民村党支部书记孟金光是位50岁的精壮汉子。生硬的汉语，憨厚、朴实的性格，透露出他鄂伦春人的本色。
出生在猎民村，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支部书记，孟金光的生活没有离开过诺敏这片土地。
孟金光也曾是狩猎队伍中的一员。三四人一伙，结伴出行。“骑马三四天才能走到北大河猎场，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在孟金光的记忆中，两三年的时光里，打到的鹿、犴、狍子都曾让他兴奋不已。
1996年禁猎后，世世代代狩猎的鄂伦春人放下猎枪，耕耘土地，开始了春种秋收的生活。
禁猎后，国家为猎民村配置了5800多亩耕地，村民人均耕地达到了36亩。昔日的猎民们学会了种地、经商、打工，开始了自身艰难的转型。
政府为改善猎民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投入了大量资金，扶助猎民们转型发展。除了传统种植业外，国家投资扶持猎民村发展特色养殖业，村里办起了野猪养殖场、肉牛育肥场，村民自己小规模地养殖牛、马、羊，养殖业正成为猎民们重要的收入来源。
2013年以来，国家为猎民村投入460万元，完成了旱改水、灌溉工程、棚圈改造、特色种植、农副产品加工、文化建设等项目，扶持猎民村发展。为猎民村建设污水池、卫生室、活动室等方面的投入达到了3000万元。
2001年和2011年，国家分两批为猎民建设了56户统一标准的住房，猎民们每户只需缴纳3000元的装修费用，即可得到新房的使用权。“房子有70平方米和75平方米两种，生活设施齐全，床、液化气政府都给准备好了。”孟金光说。
如今，猎民们全部是城镇户口，人人享受城镇低保，仅城镇低保这一项，猎民们每人每年就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猎民们的生活水平这几年普遍提高了，猎民村建起了文化活动室、卫生室、便民超市和小广场，安装了路灯，硬化了路面，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诺敏镇宣传委员李炜炜介绍，去年鄂伦春旗出台了鄂伦春族人口发展促进条例，有人计算过，鄂伦春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政府的保障性支出就有27万多元。
禁猎后山里的野生动物数量也得到快速恢复。记者采访路上，就亲见了野猪、狍子和飞龙。用孟金光的话说，“现在狍子、野猪都泛滥成灾了。”（记者 李玉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