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能给你利益的人,未必就算朋友

    假使恋爱是人生的必需,那么,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所以,上帝垂怜阿大(注:即亚当)的孤寂,只为他造了夏娃,并未另造个阿二。我们常把火焰来比恋爱,这个比喻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贴切。恋爱跟火同样的贪滥,同样的会蔓延,同样的残忍,消灭了坚牢结实的原料,把灰烬去换光明和热烈。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是旧的好。

    西谚云:“急需或困乏时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不免肤浅。我们有急需的时候,是最不需要朋友的时候。朋友有钱,我们需要他的钱；朋友有米,我们缺乏的是他的米。那时节,我们也许需要真正的朋友,不过我们真正的需要并非朋友。我们讲交情,揩面子,东借西挪,目的不在朋友本身,只是把友谊作为可利用的工具,顶方便的法门。常时最知情识趣的朋友,在我们穷急时,他的风趣,他的襟抱,他的韵度,我们都无心欣赏了。

    尽许朋友疏财仗义,他的竟算是我的,在我穷急告贷的时节,总是心存不良,满口亲善,其实别有作用。试看世间有多少友谊,因为有求不遂,起了一层障膜；同样,假使我们平日极瞧不起、最不相与的人,能在此时帮忙救急,反比平日的朋友来得关切,我们感激之余,可以立刻结为新交,好几年积累的友谊,当场转移对象。在困乏时的友谊,是最不值钱了——不,是最可以用钱来估定价值了!我常感到,自《广绝交论》以下,关于交谊的诗文,都不免对朋友希望太奢,批评太刻,只说做朋友的人的气量小,全不理会我们自己人穷眼孔小,只认得钱类的东西,不认得借未必有、有何必肯的朋友。

    从物质的周济说到精神的补助,我们便想到孔子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这个漂白的功利主义,无非说,对于我们品性和智识有利益的人,不可不与结交。听直谅的“益友”规劝,你万不该良心发现,哭丧着脸；他看见你惶恐的表情,便觉得你邪不胜正,长了不少气势,带骂带劝,说得你有口难辩,然后几句甜话,拍肩告别,一路上忻然独笑,觉得替天行道,做了无量功德。反过来,你若一脸堆上浓笑,满口承认；他说你骂人,你便说像某某等辈,不但该骂,并且该杀该剐,他说你刻毒,你就说,岂止刻毒,还想下毒,那时候,该他拉长了像烙铁熨过的脸,哭笑不得了。

    多闻的“益友”,也同样的靠不住。见闻多,己诵广的人,也许可充顾问,未必配做朋友,除非学问以外,他另有引人的魔力。譬如看书,参考书材料最丰富,用处最大,然而极少有人认它为伴侣的读物。颐德《日记》有个极妙的测验。他说,关于有许多书,我们应当问:这种书给什么人看?关于有许多人,我们应该问:这种人能看什么书?照此说法,多闻的“益友”就是专看参考书的人。多闻的人跟参考书往往同一命运,一经用过,仿佛挤干的柠檬,嚼之无味,弃之不足惜。

    这并不是说,朋友对于你毫无益处；我不过解释,能给你身心利益的人,未必就算朋友。朋友的益处,不能这样拈斤拨两的讲。真正的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咦!看它在心面透出了萌芽。在温暖固密,春夜一般的潜意识中,忽然偷偷地钻进了一个外人,哦!原来就是他!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渗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接触着你真正的朋友,感觉到这种愉快,你内心的鄙吝残忍,自然会消失,无需说教似的劝导。百读不厌的黄山谷《茶词》说得最妙:“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以交友比吃茶,可谓确当,存心要交“益友”的人,便不像中国古人的品茗,而颇像英国人下午的吃茶了:浓而苦的印度红茶,还要方糖牛奶,外加面包牛油糕点,甚至香肠肉饼子,干的湿的,热闹得好比水陆道场,胡乱填满肚子完事。

    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像白日包含着七色。真正的交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假使交谊不淡而腻,那就是恋爱或者柏拉图式的友情了。中国古人称夫妇为“腻友”,也是体贴入微的隽语,外国文里找不见的。所以,真正的友谊,是比精神或物质的援助更深微的关系。孟太尼解释他跟拉白哀的生死交情的话,颇可借用:“因为他是他,因为我是我”,没有其他的话可说。素交的素字已经把这个不着色相的情谊体会出来了；“口不能言”的快活也只可采取无字天书的作法去描写罢。(钱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