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来的伊戈尔

　　伊戈尔静静地站在那里，环视着四周，然后弯下腰在老房基下拾起一块鹅卵石，紧紧地握在手中。他深情地凝视着手中的鹅卵石，似乎它会说话。

　　这块来自故乡的石头将跟随他返回遥远的哈萨克斯坦，那是他的另一个故乡。

　　我是在恩和遇到伊戈尔的。热衷于拍摄俄罗斯族民俗文化已经有几年了，这些年来我经常奔波于海拉尔与恩和之间，并通过摄影结交了好多俄罗斯族朋友，比如朱玉花和果富贵夫妇、德依霞大妈、杨桂花大姐和邦克兄弟等等。每次去都得到他们热情的招待，我们之间相处甚好。

　　今年的巴斯克节(俄罗斯族节日，又称“耶稣复活节”)，我因为琐事缠身没能参加，但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些亲人们。已经大半年没见了，终于忍不住这煎熬的思念，遂驾车直奔恩和。一是想见见这些老朋友，二是打算拍摄后天进行的俄罗斯族上坟节。

　　没想到，车过室韦到恩和间的高岭时遇到了大雪。小心加谨慎，总算在晚上六点多到了恩和。当我拉开门满身铺着雪花进屋的时候，朱玉花拿着水瓢愣住了：“都下两天大雪了，你怎么想起过来的？”

　　“哪里知道下这么大雪啊。”我苦笑着说。

　　“快歇会儿，我给你煮面，热乎热乎。”

　　我赶紧拦住，“吃饭不重要，难得遇到这么大的雪，我先出去拍点雪景吧。”

　　到了晚上，朱玉花对我说，她的一个叫伊戈尔的表弟，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了，要给爷爷奶奶上坟。表弟？哈萨克斯坦？祭祖？一个跨国家族经历的悲怆故事就在我的疑问中开始了——

　　朱玉花的爷爷是中国河北省定兴县小朱家庄人，年轻时因不忍地主的欺压，痛打了地主婆惹了祸端，不能再呆在家乡，于是就和一个堂弟逃到了东北。他们在九卡附近渡过额尔古纳河，到苏联淘金为业。后来爷爷娶了个苏联姑娘，他们回到了中国，生活在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向阳生产队，养育了5个男孩3女孩，朱玉花的父亲是老大，伊戈尔的父亲是男孩中最小的，是老五。那个堂弟成家在苏联，就留在了那里。

　　五十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和当时的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在华俄罗斯族后裔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提出申请回到苏联参加国家建设，当时大批的华俄后裔纷纷回国。这样，一个个临河而居，有着俄罗斯血脉的家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很多俄罗斯青年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孩子，女儿要跟着父母回苏联，但丈夫因为是中国人不能跟随。怎么办？只有分离。在凄凄惨惨、悲悲切切，或是在吵吵闹闹，甚至大打出手中分离。其中主要原因是——都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一方想带着孩子回苏联，一方想把孩子留在国内，可爱的孩子竟成了可怜的牺牲品。有的家庭为了争夺孩子，召集亲朋埋伏在半路上，等回苏联的马车一到，便蜂拥而上，抢夺孩子。可怜的孩子被妈妈藏在怀里，被找到夺走；藏在柜子里，也被翻了出来，抱走。默默流淌的额尔古纳河见证着这一幕幕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悲剧。

　　朱玉花的奶奶没有走，她坚定地跟着爷爷，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爷爷要求所有的孩子都不能走，一定要留在中国，大家在一起生活。但是她的三叔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因为他的爱人要和父母回国，而且要带走他们的孩子。他是华俄后裔，可以留在中国，也可以随岳父方提出申请一同回国。回苏联吧，就不能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不回苏联，那就面临着妻离子散。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他选择了妻儿，悄悄地随岳父一家回了苏联，去到了遥远的哈萨克斯坦。等爷爷知道消息，追到河边，正赶上河水上涨，无法过河。爷爷面对着河水望着对岸的土地，却怎么也看不到那熟悉的身影。他又疼又气又恨，痴痴地在河边站了一下午，老泪纵横。

　　又过了几年，爷爷去世了。

　　上世纪60年代初，祖国各地大兴人民公社，当时朱玉花的四叔刚刚二十岁，还没有成家。倔强的四叔坚持不入公社，结果被掐断了供应粮。一气之下，四叔决定带着弟弟朱景风(伊戈尔的父亲，俄语名瓦鲁佳)去找三叔。知道是迫于生计，他们的离去没受到家人阻挠，一家人把小哥俩送到三河，二十几口人还照了一张合影。

　　从此，一条河水隔断一家人。那是1961年，伊戈尔的父亲14岁。

　　兄弟俩寻找三哥来到哈萨克斯坦，四叔埋怨离家太远了，他又返回来，定居在伊尔库茨克。这里与家乡隔着一条河，离家近些，心里舒坦些。瓦鲁佳留在了哈萨克斯坦，留在了三哥身边。他先学俄语，然后又读完了技工学校，当上了一名电气工程师，娶了一位美丽贤惠的小学教师为妻。再后来，这对幸福的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伊戈尔。伊戈尔后来又有了弟弟和妹妹。

　　瓦鲁佳和四哥去苏联的时候没忘记三哥的嘱托，带了韭菜和芹菜的种子，因为苏联人不种也不吃这些蔬菜，他们却离不开这带有中国特色的食物。

　　伊戈尔记忆中最开心的事，是和弟弟妹妹到三叔家吃大包子，三婶是从中国回来的，会用白菜、肉馅做大包子。每次热腾腾的包子一出锅，这帮孩子欢呼着，围着婶婶伸出了小手，包子在小手里跳跃着，他们的大眼睛也跟着跳跃着。三叔也愿意吃包子，每次迫不及待地拿起来，使劲地咬上一口，细细地嚼着，然后说：“味道不对啊，应该再有点粉条就更好了。”

　　现在伊戈尔家的园子里每年都种这些蔬菜，算起来，他们带来的韭菜和芹菜和他们一起在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上已经生长了半个世纪。

　　伊戈尔的妹妹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巴萨尔搬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加里宁格勒，依然带着这些种子，别墅的后院里生长着茂盛的中国蔬菜。中国蔬菜已成了他们心中中国的一个符号。

　　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中俄关系缓和，朱玉花的四叔从伊尔库茨克回国探望亲人，时隔20多年，身处两个国家的一家人终于相聚，从此打开了他们亲情交往的大门。1983年，朱玉花的小姑玛利亚带着丈夫和儿子去伊尔库茨克看望哥哥，远在哈萨克斯坦的三哥和弟弟也来到伊尔库茨克，兄妹团聚。

　　1988年和1997年，伊戈尔的父亲曾两次来到中国。回到哈萨克斯坦，他撰写文章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赞叹家乡的巨大变化，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绩，他在文章中感叹到：当年他的小姐姐玛利亚也想回苏联，由于成家了没能回来，现在看来，没回来是正确的。1998年，瓦鲁佳突发脑溢血在哈萨克斯坦病逝，玛利亚带着丈夫和大女儿杜霞赶到哈萨克斯坦参加弟弟的葬礼，杜霞从此便和小舅妈一家建立并保持着联系。

　　伊戈尔的母亲是位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很好的修养。她曾经在1997年和丈夫瓦鲁佳回到中国探亲，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经常教育子女，不要忘了这段亲情，不要忘记他们父亲出生的土地。土生土长在哈萨克斯坦长大的伊戈尔就是在母亲的教诲和敦促下，踏上了此次探亲祭祖的旅程，表姐杜霞为他安排好行程中一切事宜。

　　朱玉花把外屋的小床铺上两床褥子，又给我拿来两条被，我暖暖地蜷在里面却怎么也睡不着。伊戈尔长得什么样？他会不会说中国话？他站在爷爷奶奶的坟前会想些什么？种种的猜想让我兴奋，我认为这是一次拍摄的好机会，一定要认真对待。构想着要捕捉的镜头，我在期待中昏昏睡去。

　　清早起来一出门，哇，雪后的空气那么的清纯，像泉水一样滋润着每一个肺泡。春天的雪很绵软，湿润，就像给沧桑的木刻楞盖上了厚厚的棉絮，温暖而亲切。雪舌从房檐往下探，延伸着，卷曲着，想透过玻璃窗看看主人在干什么，又像是在和木刻楞亲吻拥抱。院子里清理出了几条小道，一条通往大门，一条通往仓库，一条通往后院。几条黝黑的线条把雪白的院子分割成几块，很抽象，也很好玩，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朱玉花在屋里打电话订饭店，再拿着通讯录一个一个地通知亲属，好像比迎娶儿媳妇还要高兴。我帮不上什么忙，便背起相机包“扫街”去了。转了一个上午，钻了几条街道，又爬上了山坡的墓地，雪水把鞋和裤脚湿得透透的，肚子也“打鼓”了，我才回了住处。窗台的鲜花刚淋过水，挂着水珠，散发着芳香，大叔正拿拖布使劲地拖地板，这已经不知道是一天中的第几遍，地板被拖得油光铮亮。吃过午饭我没有再出去，坐在桌子边慢慢地品着茶，阳光透过窗子打在后背上，暖暖的，我聆听着他们讲过去的事情，时光在期待中流淌，时而逆流，时而奔腾。

　　大约五点半钟，电话铃声终于响了。尽管有所准备，但我们在静静的期待中还是被铃声吓了一跳。“伊戈尔到恩和了，在他的表姐家呢。”他们赶紧穿衣服，招呼我一起走。我说，一会儿见过伊戈尔我就不去饭店了，你们亲人聚会，我去恐怕不合适吧。朱玉花一瞪眼，“你不是亲人啊！”

　　深深的眼窝，这是伊戈尔给我的第一印象中最显著的特征，再有就是那双清澈带有点天真的大眼睛，有一点点蓝。他中等身材很粗壮，微微谢顶，黄色的头发里夹杂着白发。肤色很白——大家都这么说。大妈见到伊戈尔后紧紧拥抱在一起，亲吻脸颊互致问候。他们用俄语交流，我一句也听不懂，只有努力地观察他们的表情、手势，知道他们都很高兴。

　　朱玉花的三弟朱义山也来了，朱义山是恩和有名的巴扬手(俄罗斯手风琴)，他也是中等身材，微卷的头发，大大的眼睛，也开始谢顶了。他和伊戈尔坐在一起，大家都在一边评论：“看那鼻子，还有那嘴，那脸型，遮住眼睛，简直是一模一样啊，真是老朱家人，就是老朱家人！”

　　说着笑着，大家来到了饭店，满满一桌丰盛的酒宴给表弟接风洗尘。满满的一大桌子亲人啊，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问着伊戈尔，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着大家的问题。他们都是同一个爷爷的孙子，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尽管之前从未谋面，并且生活在两个国家，但是坐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

　　他们语言相同，基因相通，他们的家族如同漂泊在额尔古纳这条血脉之河的一条小船，历经风雨终于靠岸。

　　轻快的巴扬声起，大家和声欢唱，《纺织女工》、《红莓花儿开》……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仿佛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白桦林下俄罗斯少女扎着头巾，穿着飘飘的布拉吉在稻田里收割，英俊的中国小伙子赶着马车从田边走过……琴声再次响起中，朱玉花率先站了起来，随着欢快的乐曲翩翩起舞。果富贵已经71岁了，依然能蹲下，站起，打着点儿跳着俄罗斯传统舞蹈。

　　伊戈尔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喝了酒的他面色微红，看得出来有些腼腆，不善言辞。伊戈尔说道：“苏联解体后，经济萧条，大量工人失业，我的爸爸也没有了稳定的收入。为了生活，爸爸开了个小饭店。爸爸走了以后，我和弟弟继续经营着，生意还好。这次来中国，我有个愿望，就是想学会做三道中国菜。”

　　“为什么？”

　　“主要是让我的饭店的菜品更丰富一些，很多哈萨克斯坦人喜欢中国菜。再有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有中国血统啊。”他说这句的时候看得出很高兴，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