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女知青与蒙古族额吉的半生情缘
大洋彼岸的金亚农老人用微信语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当谈到这里时，她声音哽咽，语音足足停顿了一分钟。
这是5月31日，北京时间7：30，加拿大多伦多时间18：30。一个曾经在草原生活了10年的汉族女知青，如今已60多岁，虽然远隔重洋，一谈起草原，一谈起结下半生情缘的额吉，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2006年，是87岁的额吉去世的第2年，金亚农回到额吉的家；5年前，她定居加拿大，和儿孙共享天伦。
金亚农是原天津女三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4月，刚满19岁的她便到了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公社白音胡少大队插队落户。 在一个坐落在小山窝里叫做东旭海的畜群点，一个蒙古族家庭接纳了这位来自天津的汉族姑娘。“在这个畜群点，只有2座破旧蒙古包住着额吉一家人，45年了，自从第一次进额吉家的蒙古包，我便成为这个家的孩子，成为额吉最疼爱的孩子。”金亚农说。
金亚农(中)苏日娜(右一)与额吉在一起。
初到草原
要有很深很深的缘分，
才会将同一条路走了又走，
同一个地方去了又去，同一个人见了又见。
这个是金亚农写在微信上的一首诗。这条走了又走的路是通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的“寻根”之路。
1970年5月，一直住在集体宿舍参加学习班学习的三四十名知青被下放到各个牧点，到蒙古包中与牧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更好地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 “那天，大队的3套马车拉着我和行李来到额吉所在的畜群点。额吉和一家人远远地出来迎接，一起把我的东西搬进蒙古包。当我手捧奶茶，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时，我看出这是个非常和睦、友善的大家庭。虽听不懂他们的问候，但我知道从此这里就是我的家了。不知为什么，低头喝奶茶时，大串热泪滴入碗中。”金亚农说。
这对寡言但有着一股子坚韧劲儿的蒙古族夫妻有3个儿子、1个女儿。再加上金亚农，一家7口人挤在一个只有5个哈那(组成蒙古包的圆围，由木棍和牛皮绳制作的可折叠、便于拆装的网状栏，蒙古包的大小由哈那的数目而定)的蒙古包里，很是拥挤。另一座蒙古包更是破旧，只有4个哈那，地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马靴子、马绊子、背篓等物品，木架上常年放着牛羊肉，此时正值5月份，肉已经风干了，对于第一次接触草原的金亚农来说，那是“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5月的草原，虽有青草长出，但早晚温差很大。羊群回来的时候，金亚农穿着下乡时发的绿棉衣，依然冷得直打哆嗦。晚饭后，她被安排在蒙古包左侧，和额吉家的女儿一起睡。油灯下，劳累一天的额吉一边缝着羊毛毡，一边轻声细语地说着什么。孩子们围坐在周围，一声不响地听，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
“后来我知道，额吉那时50岁，丈夫身体不好，全家里外大事小事都要额吉一人支撑着。16岁的女儿最大，从小双腿因骨结核常年溃烂，全家人都要照顾她。大儿子15岁，其他两个儿子还在上小学。那时我19岁了，两手空空地走进这个家门，和他们抢吃一锅饭，分红时，还要从固定工分中拿走属于知青政策中‘同工同酬’的那部分。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额吉还是敞开她温暖的怀抱，接纳被城市人‘送’出的孩子”。
金亚农回忆说，每天羊群出坡后，额吉就背上背篓，走出很远去捡拾牛粪，日子久了，两座蒙古包的后边又堆起了3大堆干牛粪，这是一家人做饭取暖的“煤”。
“时至今日，我只要闭上眼睛，就会看到额吉慈爱的目光，和她辛勤劳作的背影。那时我听不懂蒙语，整天不说一句话，额吉似乎并不在意，常常用蒙语对我讲述着什么，每次吃饭总是先给我盛上，尤其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每天早上，额吉总是把我那床军绿色的棉被单独摆在小柜子上，而不是和家人的皮被叠在一起。额吉没念过书，也从没走出过草原，却能理解和体贴我的不适应，格外地照顾我。”
额吉的女儿
每到月末记工分的时候，额吉总是把大家一块儿干的活儿记在金亚农的名下。有时天气不好，两个人放羊，也记成金亚农一个人的。这样每个月下来金亚农总是能有二十七八个工，相当于队里男劳力挣的工。对此金亚农虽心存感激，却很不踏实，因为每月记工时，家里的气氛总是有些紧张，但一直不知道额吉为什么要这么做。
直到额吉去世后，2006年5月金亚农回内蒙古，二弟彭斯格醉酒后才无意讲出：“那时候，每次记工后我都要跟额吉吵，为什么我放羊的工要记在二姐(因我姐妹3人在牧业二队下乡，我在家中排行老二，弟弟妹妹们因此称我为二姐)的名下？”额吉总是说：“你放点儿羊算什么，生活在自己家里，不愁吃，不愁喝的，你不知道一个女孩子离家那么远，生活起来太困难了。我们不能替她做什么，多给她记几个工分她的心情会好些，也许就不想家了。”
在内蒙古民政厅工作的苏日娜，1974年从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后插队到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公社白音胡少大队，她和金亚农能够成为闺蜜，也得感谢额吉一家。
那个时候金亚农已经被抽调到一所牧民小学当民办教师，除当汉语课老师还兼着音乐课教师，当时上级要求必须在劳动之余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金亚农就和苏日娜等几个小姐妹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地点就在额吉家。
苏日娜说：“额吉把知青都当自己的孩子，谁去都不让空着肚子回去。并且，总是让2个儿子帮我们女知青干活，渐渐地，我们都成了额吉的女儿，感觉在这个家里很温暖。”
梦中的额吉
金亚农永远忘不了离开额吉家的那一天。
1979年春天，金亚农就要离开生活了10年的草原，10年间，额吉的背更驼了，草原的风霜雨雪，在额吉的脸上蚀下深深的皱纹。额吉摸着金亚农的头发，擦去她脸上的泪水，轻轻地说：“你能回到自己妈妈身边，我也就放心了。你刚来的时候，个子又小，人又瘦，现在长成了温都勒胡罕(大个子姑娘)，你是在草原上长大的，无论走到哪儿，要记着草原，有时间要回来看看。想吃羊肉和奶食就来信，让弟弟、妹妹给你寄去……”
“额吉健在的那些年，每年一放暑假，我总是带上早已买好的物品，尽快赶回内蒙古。额吉都坚持以最古老的方式迎接我，无论春夏秋冬，她老人家总是身着蒙古袍，戴上鲜艳的头巾，在门外等候。”金亚农说。
2005年春天，布达弟弟打来电话说额吉生病了，经诊断是鳞状细胞癌，面部破溃流脓，经常疼得吃不了饭。那年的暑假，好不容易熬到放假，金亚农立刻动身回内蒙古。到了呼和浩特，见到曾在额吉家居住过的知青，他们听说额吉病了，也都请假和她一同回队探望。
“当我们一行人走进家门的时候，额吉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迎出门外，却仍身着蒙古袍，端坐在炕头，虽然已经无力站起来，却仍然微笑着张开双臂，将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拥入怀中。当时不止我，同去的几位知青个个热泪盈眶。”金亚农向记者讲述到。现在额吉家的孩子们都和金亚农以及苏日娜她们有着至亲至近的联系。
“额吉留给我太多太多的财富，我离开天津的家，却在草原找到了温馨的家和慈爱的蒙古族额吉。如今，这45年的母女之情，已融入我的生命中，我要把这大爱传承下去，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记得自己是从额吉家的蒙古包里走出来的。”金亚农说。(本版图片由金亚农、苏日娜提供)
《内蒙古日报》2016年6月7日08版
[责任编辑 魏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