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抗战故事】父亲的抗战记忆

03.08.2015  12:18
   讲述者:冯泽凯 冯泽旋

  我的父亲冯毅出生于1924年,是山西省灵丘县落水河村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不得不提前结束在大同耶苏教堂学校的学生生活,于9月末经过浑源回到了灵丘。其时平型关大战结束不久,途经平型关的时候,父亲看到了满眼的死人死马烂汽车的战场景象。

  回到灵丘后,村庄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日本鬼子经常在周围流窜,村里人白天只好躲到野外山沟里,晚上才敢回家。夜里,往往有八路军游击队到村里打听敌情,他们不伤害群众,说话和气,成了乡亲们的贴心人。八路军游击队告诉乡亲们在村中注意什么,小心什么、怎样躲避敌人、保护自己。朴素的军民关系,给父亲留下了特别温暖的印象。

  当时丘会魁的游击支队正在离落水河邻近的三山村驻扎,1937年12月底,父亲和他表兄曹勇背着家人,偷偷跑到三山村参加了八路军山西灵丘支队。支队长丘会魁对他俩的家庭情况、文化程度很满意。由于父亲和他表兄个子太小,背不起一支小马枪,所以1938年的新年刚过,丘会魁支队长对父亲兄弟俩说:今天是1938年1月6日,已和司令部联系,派你俩去涞源军区卫生部学医生。

  随后父亲和他表兄曹勇被一起送到涞源军区卫生部,开始了他们的卫生兵生涯。由于表现好,被选调到河北省阜平的白求恩学校学习。教材都是白求恩大夫自己编写的,白求恩大夫的一丝不苟及严厉训导,给父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白求恩把医院给他的特供小灶分给重伤员吃,自己与八路军普通医务人员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经过培训的所有学员,很快都成为活跃在晋察冀抗战前线的医疗骨干。1939年5月父亲入了党,同年秋末白求恩在给大龙化战斗中下来的一位伤员做紧急手术,因手套被伤员头部骨刺伤,手指感染,不幸于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病逝。

  噩耗传来,白求恩医训班的每位学员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把对白求恩大夫的怀念都化作更加努力的工作,奋勇投入到救死扶伤的第一线。在白求恩学校除了学习到了战争外科、战场救护、战伤疗法等适用知识,还学到了白求恩大夫那种因陋就简,一丝不苟,自己动手、创造性开展救护工作的精神。在药物匮乏的特殊时期,他们学会了自制药品。绷带纱布都是用白粗布剪制而成,用一次后洗干净消毒后再用,直到用得完全不能用了才舍得扔掉。吃的粗茶淡饭,工作是24小时全天候,即使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八路军战士个个都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逢年过节组织演剧、扭秧歌为乡亲们演出。

  1940年在河北易县山区一个叫小兰峪的村中,住扎着八路军医院两个医疗所及一百多伤病员战士。村里住不下的伤员住在村外的山洞里。在深秋的一个晚上,侦察员报告说在距驻地不远的蝙蝠岭发现日本鬼子活动。得到消息后,父亲他们本来打算拂晓前转移,没想到日本鬼子抢先来了。父亲从医院出来给住在山洞中的伤员分发干粮途中,正巧被围在了敌人的包围圈外。村里除少数医务人员突围外,大多数在梦中被围。有的伤员还没有穿好衣裳就被日本兵从被子里抓了出来,用绳子拴起来,一条绳子拴5个人,伤兵被集中在河滩上,全部用刺刀捅死了,到天明时,日本鬼子放火烧了房子,把能做苦力的其余俘虏押走了。第二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在这一地区散发传单称“昨天消灭了晋察冀八路军医院”,从此这个地区日本兵再没来,父亲他们安全地度过了一个冬天。

  1941年敌人的扫荡更加疯狂。在极艰难的困境中父亲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穿便衣活动,但每次扫荡总有牺牲。和父亲一起参军的表兄曹勇因患了“打摆子”病,在追兵过来时发作,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桶死了。直到扫荡结束后才得安葬(现在在灵丘县革命烈士陵园安葬)。

  日本侵略者疯狂的大扫荡,并没有吓倒抗战军民。相反更激发起了群众的抗战智慧。地道战、地雷战、坚壁清野搞得敌人一筹莫展。

  八路军伤员大部分住在了山沟的庄稼地里(离村很远,把土挖起来,上面用木料盖好,再盖上3尺多厚的原土,上面种上庄稼,通风口在很远处,人不能发现的地方,在几尺深的草中留一个小门,只在夜间出来搞吃的喝的用的)每天晚上八路军伤病员才能呼吸新鲜空气,能与侦察员接头,互通情报。

  父亲说“41年比40年更加困难,在敌人的封锁下,不但药品器材缺少,就连食盐都很困难,穿衣服都是当地生产的土布,吃的是小米、玉米,把辣椒做成酱,是当时的“高级菜”,不知道几个月才能吃到一顿肉和白面。秋季来了,敌人的大扫荡升级了。汉奸带路,对我们的分布情况熟悉,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很大不利。”

  在强大的敌人包围中父亲他们被逼上了狼牙山,此山山高路险,除一条羊肠小道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上面有很多峰,较大的有棋盘砣、姑子砣等,父亲和两个护士、三个轻伤员组成一个小组(其中一个是侦察员)一同上了山。他们后面陆续上山的有工兵连的一部分、一个步兵连(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父亲他们在山上听见枪炮声、喊杀声外,没有别的动静。父亲小组里的侦察员提出侦察后再决定突围路线。黄昏时分侦察员回来说司令部的人也在山上,后面还有敌人一个团用重兵包围了狼牙山,小组得向有战斗力的部队靠拢。敌人退走后,父亲他们才下了山回到医院,伤兵在群众的掩护下送往医院,其中有一位连长,一只眼被打坏了,他正是“五壮士”所在连的连长。在敌人向他们发起第二次冲锋时他就负伤了,为了掩护他们团撤退,命令一个排阻击敌人,大部分伤亡,后留下一个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伤亡很大。直到弹尽粮绝,等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班长投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一直把身边的石头扔尽,五名战士誓死不当俘虏,从山岩下跳下。其中两个战士被树枝架住脱险,敌人走后把他们救下来,腰椎骨折了。父亲所在的卫生所为其中叫宋学义的勇士进行了救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的扫荡力量明显减弱了。凡是在游击区和敌占区的边缘部位都修了炮楼作为据点,里面住有日本人。伪军经常晚上出来向保甲长们催钱催粮,这给八路军造成了极好的游击战机会,侦察人员经常在炮楼下及附近自由出入,敌人白天不再敢动,晚上成了他们的活动时间,整个抗战出现了新的转机。八路军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敌人被孤立在城里和炮楼里。但敌人对解放区的封锁也更紧了,如果不是大生产、大节约,那种困难很难克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和保甲长们随时联系,从敌占区想法搞些急需物资,这是最困难的一年,吃穿都成了极难解决的问题。面对困境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不坚定分子,有的暗中投敌,有的公开叛变,当汉奸特务。在这种危急情势下,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统一了军民思想,坚定了抗敌决心,增强了革命意志,稳定了人心,就在同年苏联和德国开战。

  1941—1942年秋季大扫荡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八路军医院赢得了发展的大好机会,医院也有了前方和后方之分,有了稳定的住址,医院成立了五个休养所,等于分院,散布在离医院较远的村庄内。父亲在第二休养所任护士排长。通过大生产,部队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可以吃到豆芽及各种蔬菜。

  1943年父亲所在的第二休养所奉命转移到了易县的甘河净村,住在一个有钱人家的小院,正房住着教书老先生和他的独生女儿,战士们经常向老先生请教学习文化,战士们的衣服破了,他的女儿也给缝补,军民亲如一家。村东有个地主大院,有十几间房,是重伤员的集中地。同年,父亲被调到了徐水支队卫生所任医助。这个所所长1人,医生1人,司药1人,护士5人加上父亲一共9人,装备简单,灵活地奔走在战争救护前沿。

  不久部队开始攻打易县敌人的炮楼,节节取胜、越战越勇,一直过了铁路,已是1945年的春天,部队整修了一个多月。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当地群众慰劳队白面、肉每隔几天就能吃到一顿,平时还有缴获来的日本罐头、饼干等都能吃到,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1945年夏天父亲所在的部队又开始了急行军、白天120里,夜间120里,除了吃饭时间外都在行军,一直走到涿鹿县住了两天,又返转到下花园,上了火车。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下了火车又过了十几天到了张家口附近才休息。

  当时苏联红军由张家口撤到张北,父亲所在部队到张家口后第二天,父亲被调回军区卫生部,父亲被分配到检查排负责查收清点敌人投降后留下的库房物资,凡是医药卫生用品都要求拉回卫生部。父亲当时所属排住在张家口明德北街,父亲每天带一个排两辆汽车到各仓库收查清点、贴封条,把货物运回卫生部,共查了四十多天。完成了仓库的物资清点查收工作后,父亲又奉命监管酒厂(大多作为医用精用)。在反抗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红军与中国军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苏联红军装备好,步兵一个班配备一部吉普车,车上有做饭炊具,吃饭做饭在吉普车上就可以完成。1937年12月父亲参军,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1945年9月日本鬼子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责任编辑 赵文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