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品读历代诗人笔下的王昭君
从汉代至两晋南北朝，王嫱从一个史书上鲜有记载的小人物化作了诗人笔下的昭君，她的艺术形象也渐渐脱离了正史中的轻描淡写，变得鲜活生动丰富多彩了。但正如王翚在《历代吟咏中逐渐偶像化的王昭君形象》中所说：“昭君形象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在吟咏中越来越丰满，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单薄到丰满，又从丰满归于单薄的过程。”所以，虽然在那个时期的昭君凄凄惨惨，艺术形象也略显苍白，但却非常接近当时诗人的内心世界，值得我们品味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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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南朝鲍照的《王昭君》：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霜鞞旦夕惊，边笳中夜咽。
总之，这一时期诗人笔下的昭君是让人怜惜的，她只能“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的悲恸，却不能有丝丝的怨恨；她只能“猗兰恩宠歇，昭阳幸御稀”的叹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只能“别曲真多恨，哀弦须更张”地低吟，却再也回不到家乡。
从分裂到短暂的统一，隋朝带给我们的不仅有对和平的向往，更有一种全新的文化气息。当然，这个时期的昭君也不再是唯唯诺诺的胆小女子，她敢于直面自己的爱人，说出“专由妾命薄，误使君恩轻”的真情；她敢于正视乱臣贼子，痛诉“毛君真可戳，不肯写昭君”的罪行。这不得不说是诗人们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拓展。
到了唐朝，昭君题材的诗歌迎来了全面的繁荣。据初步统计，有四十多位诗人写过近百首的昭君诗，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三位大诗人。
总之，昭君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是丰富的，勇敢的。唐代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给诗人们提供了自由的想象空间和宽阔的眼界。在他们的刻画下，昭君时而胸怀大志，愿做两族的和平使者；时而又大骂画师昏王，似与腐朽的社会决裂；时而又感谢胡地单于，赐予她新的生命。有关昭君的诗作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与更悠远的时代共鸣。
两宋时期，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诗词是很受文人推崇的。据统计，咏昭君诗占据了全宋咏史诗近三十分之一。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其中最具有大胆革新的作品，莫过于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所作的两首《明妃曲》。
总之，在宋代诗人的笔下，昭君出塞的悲剧味已大大减弱。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一种进步，也可看做是时代的一种需要。让宋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论点却为明清两代诗人们所津津乐道并将其进一步理想化。
进入明朝，昭君成了诗人们表达忠君爱国思想的理想载体。
到了清朝，民族融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也促使清代涌现出更多标新立异的诗篇。在他们笔下，昭君不再是温柔敦厚、忍气吞声的娇柔女人，而是一位慷慨激昂、节义凛然的侠女，如顾景星的《王明妃》中，就有“君恩不肯再，断绝彼中肠。丈夫各异志，女子亦有行”的精彩诗句。同时，较之前朝，清朝诗人对和亲的态度也改变了，如袁枚在《明妃曲》中写道，“寄言侍寝昭阳者，同报君恩若个多”，这就是为昭君和平使者的正名，更是对昭君出塞的一种赞扬。
总之，在清朝诗人的笔下，昭君不再叹息“谁堪览明镜，持许照红妆”，不再思念“愿逐三秋大雁，年年一度归”，不再抱怨“我本弱女子，被选当雄兵”，而是更加勇敢、更有思想、更有主见。
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可怜柔弱，到隋唐宋元时期的勇敢执著，再到明清时期的神奇伟大，一路走来，昭君在变化，更在进步。在漫长的探索寻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昭君艺术形象的蜕变，看到的是中国文人在历史演变中心路历程的蜕变，看到的是中国思想文化在民族交流与融合中的蜕变。
（摘自《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