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要塞幸存劳工忆述:回忆被骗到海拉尔当劳工的经历

奄奄一息的劳工

　　我是河北滦县人，从祖辈起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凭扛大活混口饭吃。我17岁那年就给本村的一家财主放羊，20岁又扛大活，辛辛苦苦卖力气，所得收入不够还债的。万般无奈，我跑到锦州，在一家日本人的煤矿里当了“煤黑子”。旧社会挖煤那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吃的是橡子面，睡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受监工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经常发生倒塌、爆炸事故，不知夺走了多少矿工的生命。我拼死拼活地干了6个月，除去伙食费所剩无几。正在这时，老爹闹病，我回了家。一登家门，老爹就断了气。以后才知道，父亲久病没钱治，加上好几天没揭开锅盖，活活折磨死了。

　　等我返回煤矿的时候，日本鬼子一脚把我踢了出来。后来，有人说郑家屯招人，我就望风捕影地又赶到了郑家屯。正是数九寒天，我穿着件露着棉花的薄棉袄，冻得浑身打颤。我挨门逐户地打听：“有用人的吗？”遭到的不是白眼就是一顿臭骂。

　　一天，我正在郑家屯“蹲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吵吵嚷嚷地喊道：“招工了!招工了!快来报名!”只见好几个穿着日本服的中国人，手里摇着小旗，上写“招工”二字，边摇边喊。我当时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摇小旗的人面前，哀求地说：“先生，求求你，给我报个名吧！”那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玉甫。”我又追问一句：“先生，到哪去？做什么活儿？多少工钱？”“叫你们到东山里去开荒种地，每天是三顿白面馒头，一天8小时的活儿，工钱是一元五角。”正在这时，只听摇小旗的人又大声喊道：“自愿报名者，先领15元。”说着拿出厚厚的一沓钞票，在我面前用力地晃着。我立刻就报了名。旁边还有不少中国人也是一手接过钞票，一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真是一时一变，刚写上自己的名字，马上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这些报了名的人，被几个穿着日本军服的人叫到一旁，编上队，马上就送到有人看守的旅馆里，再也不能随便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批400名劳工，被押到了车站。招工时说乘客车走，到车站一看，等着我们的是四节“大闷罐”，一帮日本兵连骂带赶把我们拥入黑洞洞的车厢，就听“咔嚓”一声，把车门锁上了。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每个人都不解地互相观望着。谁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两天两夜的旅途，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天只给一顿干粮吃，喝不到一口水。第三天深夜，火车突然停了。车门打开，紧接着就听到：“起来，起来，站着队下车!”人们按照次序下了车，车厢外边一片黑，只有地上的白雪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亮。当我们走下车，抬头一望，一排气势汹汹的日本兵，早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一个个手持大枪，枪上的刺刀寒光耀眼，真叫人胆战心惊。点了名，早已准备好的十几辆军用大卡车又向我们开来。“上车，上车!”领队的中国狗腿子向我们大声喊叫着。日本兵端着枪，横眉竖目地吵嚷着。我们刚上了车，又听到中国狗腿子喊道：“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话音刚落，十几辆大卡车便飞一般地向荒无人烟的山里驶去。

　　天亮了，这时才知道我们已被拉到海拉尔的北山上了。山上布满了长排的工棚，再就是蛛网般的铁丝网和星罗棋布的岗楼，别的啥也看不到了。

　　我们这400人一直在山上等到天亮，一个个冻得像猫咬一样难受。又等了一会儿，一个非常胖的中国狗腿子开始给我们训话，除讲了些要我们好好干、干好早些回家之类的话以外，说：“你们手里的钱和物品可以交给我们保存，等你们挣够了钱回家时，统统还给你们。”在郑家屯他们预发的15块钱，又原封不动地给了他们。

　　苦难的劳役开始了。在山上干活儿的劳工少说也有两三千人。我们所干的活儿，说起来只有一种，就是修筑军事地洞。劳动的强度简直就无法想象。无论是打洋灰、挖洞子、挑沟，没有一样是轻松的活。3米多深的壕沟，一锹锹把土扔到上边，干上一天，两肩就别想再抬起来。可是在皮鞭和棍棒的威逼下，劳工们不得不咬牙拼命干，偷不得半点懒。饥饿、劳累、疾病、事故以及日本鬼子、监工们的洋刀和皮鞭，随时都会夺去劳工们的生命。

　　是真的每天只干8小时的活吗？那是骗人的鬼话。什么叫时间？什么叫休息？根本谈不到，每天不见太阳出工，太阳不落不收工，走回工棚常常是摸黑吃饭。

　　有这样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年轻的“苦力”，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的洋灰(这活儿最累)，这时他直起腰来，用手擦了把汗，喘了口气，正想再干，不料被监工发现了。他气冲冲地走过来，一把夺过他的铁锹，当头就砍，这个可怜的不知姓名的“苦力”晃了几下身子，再也没有爬起来。接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监工冲着我们说：“谁要磨洋工，谁就跟他一样。来人!把他拖走。”不大工夫儿，这个监工在另一地方用洋镐把又打死了一个“苦力”。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虽然我们当时敢怒不敢言，可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偷偷抹掉眼里的泪水。可是，那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每当杀害了中国人都会洋洋得意地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几个没关系！”

　　他们干起活儿来把我们这些“苦力”当牛马，而在生活上，却连牛马也不如。早晚吃的都是高粱米稀粥，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馒头，不管饱不饱，一律给4个。每天三顿咸盐豆，喝的是生水，许多人都闹肚子，连拉两天就不像人样了。可是还得坚持出工，要不打入到“病号房”就倒霉了。

　　提起住的简直没法说。一排席棚子足有半里长，对面二层铺，躺下就不能翻身。工棚阴暗、潮湿，得疥疮、寒腿的人不计其数。一个工棚住着400多人，为了看守方便和不易逃跑，只在中间留一个小门，晚上有人大小便时，非等凑够4个人，拿着4个牌子，一起出去，再一起回来，若逃跑了1个那3个人负责。有时不够4个人，就得等，把人憋得满棚乱走。我记得有一次，白天劳累了一天，收工后躺在铺上就睡了，疲乏得竟连小便都没知觉了，尿在凉席上，又漏在下铺。这事被看守知道了，一下子从铺上把我拖下来，随手拾起洋镐把，劈头盖脸就是好几下，打得我鼻口冒血，至今胳膊上还有一个伤疤。这样的事，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发生。

　　我到北山后没发给一件衣服。比我来得早的“苦力”说，冬天只给他一套麻袋一样的更生衣，这怎么能抵住零下40多度的严寒？无奈，只好把洋灰袋用绳子绑在身上、腿上，那种可怜的模样，简直连“要饭花子”都不如。每年冬天冻死的人，就没法计算了。

　　打死、病死、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看管得更紧了。事情越来越清楚，我们这些“苦力”的命运，不管迟早最后只有一条道：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跑!有机会就跑出这个吃人的阎王殿，跑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

　　几个月的折磨，我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就病倒了。最初是从眼睛开始的，左眼突然发红，渐渐就模糊不清了。想治，可上哪儿去找医生？上哪里去弄药？几天以后左眼就瞎了。日本鬼子一看我瞎了眼，身上又害了病，知道离死不远了，于是发了“善心”，把我打发到病号房去了。

　　提起病号房真叫人伤心透顶。一个席棚子住着500多病号，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听了真叫人心酸。这些病号都是卧床不起、米汤不入的，只要还能拿动铁锹，谁也不愿到这里来等死。世间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得了病不但不给治，反倒每天只给一顿高粱米稀汤喝，据说这是日本鬼子怕劳工们泡病号采取的办法。天天都有新病号送进来。每天早晨，看守都要到病号房里去检查一遍，逐个用脚踢几下，发现僵硬的尸体，便命令拖出去，每天至少三四个，多至七八个。把这些病死的人都堆到一个大席棚里，三四天就用卡车拉一次，扔到伊敏河边。每当河水上涨，伊敏河上到处漂浮着这些“苦力”的尸体。我在病号房里除了“养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差使：每天往外拖死尸。

　　我在病号房住了些日子，趁机逃跑的念头就更强了。因为病号棚离工棚较远，看守得也比较松。虽然总想跑，可是心里有点害怕，万一跑不成被抓回来那可怎么办？那还是我到病号房以前的事。一个不知姓名的“苦力”半夜跑了出来，没等他越过铁丝网，日本鬼子便带条狼狗把他抓了回来。第二天我们站队去上工，发现在道旁的电线杆上，五花大绑高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苦力”，身上被剥得光光的，鲜血从身上流到地下。这个有骨气的中国同胞，虽然身遭毒鞭，但一声不吭。我们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可是恶毒的鬼子，为了杀一儆百，非叫我们看着打不可，并大声地向我们说：“谁要逃跑就和他一个样子……”这个中国人一直被吊打了两三天，晚上蚊子、小咬糊遍了他的全身。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着实有些胆怯，可是又一想，不跑也没活路，万一跑出去也许还能有条生路。跑!主意就这样打定了。

　　1936年7月的一天夜里，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掌。病号们的呻吟声渐渐低了下来。门口的看守在用口琴吹着日本小曲。突然，口琴声停止了。不多时，门口又传来轻微的鼾睡声。“看守睡着了？”我心里猛地一亮，就轻轻地光脚下了地。走近门口一看，看守果然坐在那里抱着枪睡着了。“好机会!”我顾不得多想，小心地拉开门，从看守面前走了过去，随后我就使出全身力气撒腿跑了起来。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对，只是往黑暗的地方跑。可是刚跑了不远，一道铁丝网就横在我的面前。我过去只听说这里有高压电网，现在遇到的是不是呢？当时真是吓糊涂了，用手一摸没电，于是我就用手扒个空子，用力钻了过去。衣裳被撕破了，手上流着鲜血，我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跑。又跑了几十米，又是一道铁丝网，接连一口气爬过了7道铁丝网，最后还有一道深沟。这时，我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了。我漫山遍野地跑着，遇到山坡就滚下去，遇到深沟就爬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一直跑到天亮，才知道我已经跑到西山松树林里了。

　　在西山松树林里，我整整躲藏了两天两夜。白天我不敢露面，藏在草棵子里，晚上出来采点野菜充饥。两天两夜真比两年还难熬啊!第三天早上，我已经饿得昏昏沉沉了，想找点野菜吃也爬不动了，我心里暗说：“张玉甫呀!虎口狼窝你都闯过来了，难道今天就活活饿死在荒山上吗？”我不禁落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马车的声响，我赶忙又藏起来，心想这回可算完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中国人，谈论着打羊草的事儿，我这才放了心。我壮了胆子向他们走过去。他们见了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当时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这几个中国人给了我几张大饼吃，救了我一条命，又指给我到街里的安全去路。我谢了他们，一直向海拉尔街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