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轩：保护区内矿权退出“三问”

　　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开展以来，督察组对一些省区的反馈意见中，多次提及各类保护区内矿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随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保护区内的矿业权退出问题更显紧迫。但由于目前一些地方对此还没有明确“说法”，矿业权退出从“工作要求”到具体落地，还存在需要破解的问题。

　　一问谁来主导，即矿业权退出的责任主体问题。保护区的矿业权退出，除了矿业权人外，还涉及保护区所在地的市（州）、县政府，发放矿业权许可证的国家、省（区）、市矿产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划定保护区范围的省（区）环保、林业、农业等保护区主管部门。笔者认为，本着属地管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的原则，保护区所在的市（州）政府应承担矿业权退出的主体责任。由市（州）级政府主导，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涉及保护区的矿业权退出方案，加强与矿业权人的沟通，明确退出时限、补偿标准、退出责任和监督责任。其他相关部门则要承担相应的指导和配合责任，如，对矿业权部分退出的，矿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办理缩小勘查范围或矿区范围的变更手续；对矿业权全部退出的，矿政管理部门要依法依规办理矿业权注销手续。

　　二问怎么补偿，即矿业权补偿价值的确定问题。矿业权是一种财产权，需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规范和保护。对依法取得的矿业权退出实行差别化补偿政策，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政府保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应有之举，焦点是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保护区的矿业权既有探矿权，也有采矿权；即使同属探矿权，还因不同的勘查矿种和不同的勘查阶段（预查、普查、详查、勘探等）、不同的工作程度，对应的勘查投入迥异。评估机构往往根据探矿权、采矿权的不同类型或阶段，分别采取收益途径、成本途径或市场途径进行评估。比如，对勘查程度较低、尚没有圈出储量或者储量的可靠性差时，首选重置成本法，以勘查投入成本现值为主要考量因素确定矿权价值；而对于采矿权，则要合理预测未来收益。建议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由独立且有资质的第三方来出具矿业权评估文件。

　　三问钱从哪来，即矿业权补偿资金的来源问题。在西部一些欠发达的市（州），矿业权退出问题集中出现，而且补偿所需资金量大，少则数千万元，多则数亿元至数十亿元。然而，多数省份或者市（州）年初并没有专项资金预算安排，“钱从哪里来”就成了大问题。面对如此高昂的补偿“大单”，市（州）级政府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较为可行的办法是，中央财政尽快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承担大部分补偿资金，支付必要的生态保护成本。市（州）政府在尊重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尝试采取分期支付、变换补偿方式等多种偿还办法，加快矿业权退出。

　　保护区矿业权退出，是现阶段矿政管理中绕不开、躲不过的矛盾和问题。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需要地方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完善设计，防控风险，防止单打独斗、顾此失彼，防止偏执一方、畸轻畸重，在破解难题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和治理能力。

　　（作者单位：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