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林开荒难遏制 大兴安岭“绿屏风”受损复原难

　　“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幽静的后院。”1960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走访内蒙古大兴安岭时，曾这样描述。伴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这个“幽静的后院”不再幽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累计贡献了2亿多立方米商品材和林副产品，但同时也被开垦出数以千万亩的耕地，生态和涵养水源的功能下降。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砍伐与开垦，大兴安岭森林边缘向北退缩200公里。如今，大兴安岭林区正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国有商业林全面停伐已有3年，如何清退森林功能区内非法开垦的耕地，以巩固林缘红线、保护建设大兴安岭这个重要的生态安全“绿屏风”，成为亟须考虑并解决的问题。

　　 毁林开荒难遏制 国有林地遭蚕食

　　苍莽的大兴安岭，如同雄鸡昂扬向上的脊梁，横亘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之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最大国有林区，历史上这片林业生态功能区曾达10.67万平方公里，既是北方游猎部族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又是东胡、鲜卑、契丹、蒙古民族起源的摇篮。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对木材需求也与日俱增，为响应国家号召，第一代务林人告别故乡，爬冰卧雪，以人拉肩扛的方式挺进茫茫林海。

　　“那时伐木全靠弯把锯，放倒一棵树最少也得一个多小时。”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林区首批伐木工杨风义老人记忆犹新，“每天早上5点起床，6点上班，带点干粮中午在山上吃，冷了烤烤火，渴了吃点雪。”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新中国第一批林业开拓者在林区扎下根来。多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累计为国家提供2亿多立方米商品材和林副产品，上缴税费200多亿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缴最多时曾占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的50%以上。

　　进了林区的人得吃饭，就得开垦种田。大量人口的涌入，失控的毁林开荒，使大兴安岭东南麓的森林被啃食殆尽。

　　“林区开发建设初期，为缓解职工生活困难问题，林业局组织人们在适当区域，开垦一些林地种植小麦和蔬菜。”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资源处处长杜彬说，当时大量务林人及家属涌入，最多时达50多万人。为解决林业职工和家属吃粮难、吃菜难问题，林区一部分区域被开成耕地。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声名鹊起的大兴安岭南麓，他们拖家带口、引亲唤友，进入大杨树、毕拉河等地，其中一些人或负案在身，或躲避超生处罚。当地一段顺口溜对“盲流人口”有一形象说法：“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大杨树。”当时，毁林开荒因无明确禁令而失控，有些外来者为了多种些地，竟一把火将“看中”的林地付之一炬。

　　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终究要付出代价。20世纪90年代起，替代产业和替代物资陆续出现，木材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逐步降低。前期过量的采伐和开荒，让大兴安岭林业资源损失较大，19家林业局辖区内的原始森林消失殆尽，浮现出“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的“两危”局面。

　　“树都采枯竭了，现在最大的树以前只算得上是‘小崽’。”图里河林业局经营林场的伐木工侯春才说，伐木业最辉煌时，20多棵大树就能装满卡车，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看不上”的树也都被运下山，发往全国各地。

　　为了保障林业职工的生计，林业部门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复合经营。当时，大杨树、毕拉河等林业局继续开垦林地，种植大豆、小麦等农作物。

　　过度采伐加上遍地开荒，风大、雪少的恶劣天气在林区频频出现。1998年，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给人们敲响警钟，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始启动。

　　当时，林业专家普遍认为，建国以来，东北、内蒙古等国有林区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林区人口急剧膨胀，经济负担日趋沉重，导致森林资源过量采伐，天然林资源锐减，生态环境恶化。这种状况如继续下去，整个东北、内蒙古地区的生态屏障将不复存在，东北大粮仓及周边重要牧业基地将失去生态保护，会对国民经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对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实行有效保护、扭转森林资源锐减趋势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同年，国务院明令禁止毁林开垦，但个别区域的毁林之风依然难刹。

　　“由于长期缺乏法律依据，造成毁林开垦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杜彬说，直至2005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才明确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立案和量刑标准。

　　“虽有法律依据，但在利益驱动下，‘拱地头’多年来仍是个顽疾。”大杨树林业局副局长付云江表示，管护科技手段差、人员少、公路网密度低，给监管带来诸多难题，仅大杨树林业局范围内，一年林业案件就达上千起。“现在‘拱地头’很简单，大马力拖拉机开一圈就多出一条垄，很难看得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