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史—远古时期的乌兰察布：远古人类生存的环境

　　(接上期)距今4500年的老虎山文化时期，气候较冷、较湿，所以多数聚落都建在山坡向阳处，并普遍流行窑洞式房子。各聚落遗址海拔高度普遍升高，意味着降水增多。窑洞式房子的普遍流行，说明气候开始转冷。岱海地区在仰韶文化末期出现的硬山顶两面坡式房屋，开始向双间房屋发展，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但老虎山文化却又流行窑洞式房屋，除了因气候的变化外，可能也考虑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因为窑洞式房屋消耗木材最少，最具“天人合一”色彩，显示出适应环境变化能力的提高。这时出现的大型石城聚落群，反映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社会集团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而发生战争，可能其矛头主要是针对岱海盆地以外地区的人群。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本集团占有的资源和财产。

　　在龙山文化时期，乌兰察布岱海、黄旗海地区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时代，各聚落不仅面积增大，而且成排布列的房址数也增加，密度增大。因此造成小地域内资源过度被消耗，再加上这一时期的降温更是雪上加霜，故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人群为了生存只能弃地而移。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这个时期鬲类器物大量南下，可见南迁人口的规模相当可观。南下移民，势必造成人群间的暴力冲突。从晋南来看，北方人群对临汾盆地暴力的成分可能多一些，因为从文化上看是老虎山文化代替了原有繁陶寺类文化。北方大量人口南下必然对晋南等地造成环境以外的压力。

　　距今4300—4000年前后开始，气侯发生急剧变化，整体向冷干方向发展。由老虎山文化发展起来的朱开沟文化，在经过了一个充分发展的阶段以后，在即将跨入方国文明阶段时，却改变了生活方向。究其缘由，是环境的恶化，由原来的森林草原环境逐渐向荒漠草原环境变化，由于农业的歉收，无法满足人们的温饱要求，迫使人们调整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开始饲养牛、羊等草食动物为主的畜牧业，减少了与人争食的猪的饲养量。进而在老虎山文化晚期的典型草原环境中，发展成半农半牧经济类型的北方畜牧业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分野。由于环境的继续恶化，连鄂尔多斯也不适宜农业的发展了。处于半耕半牧阶段的北方民族被迫南下，这就是北方文化第二次南下的开始。

　　距今3700—3500年期间再次发生了变干过程，内陆封闭，岱海收缩，成壤期结束，风沙活动增强，孢粉结合中草本成份增加，木本成份减少。大青山调角海子地区及白素海剖面孢粉分析结果也与此结论吻合。这种减少是永久性的，以后再也未恢复到此前的水平。这次植被的突变性衰退标志着中全新世暖湿气候的结束。环岱海的远古人类在这种整个生态系统不稳定，脆弱度高的地区，创造出了辉煌的史前文明。自然环境和远古人类的相互影响大

　　(一)自然环境对远古人类生存的制约

　　乌兰察布市境内从石虎山后冈一期、仰韶文化王墓山类型至老虎山文化时期，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制约非常明显。由于远古人类征服改造自然能力的低下，因而对气候的变化无能为力。“岱海水面的涨落对人类聚落的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文化发展期恰巧是气候适宜期，而气候相对干冷时则文化发展低落。”我们从石虎山遗址可见当时处于暖湿时期，房屋建筑选择门朝西向，到后来的王墓山类型和老虎山文化时期，由于岱海区域春冬冷而多西风，村落选择在背风向阳之地，住房的门开始选择朝南向。远古人类在凉城地区的村落都选择在面水的山坡上，形成独特的环岱海文化圈，这是因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岱海水面海拔约为1230—1250米，比现在水位高出7—27米，岱海流域的两侧低地水域比现在宽阔。为了增强对洪水的防御，各村落都建在了1400米以上的坡梁地，老虎山文化村落更在1500米以上。为了起到防御作用，各村落两侧有较深的冲沟，以防止洪水和野兽的袭击，而靠山坡脚下岱海周围的平地，又便于通过东西两侧的山口而出行。而房屋呈现出成排分布，背靠山坡，面朝坡下，与周围的坡地浑然一体，具有少受风沙侵害和冬暖夏凉等优点。居住条件首先选择有水源的地方，一般早期的遗址多分布在山坡靠下处，这样用水就方便一些。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才逐渐上移。

　　远古人类获取资源亦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他们的狩猎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当时岱海地区原始森林分布广泛，为狩猎业提供了条件。从园子沟聚落禾本科植物孢粉的大量存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和稳定村落的发现判断，当时已有农业存在。而大型纺轮的发现，并结合岱海水面分析，当时捕捞业也很发达。但无论是狩猎业，还是农业和捕捞业都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如农业由于土壤条件不太优越，农作物产量不高，广种薄收。处于生产力低下的阶段，对远古人类的生存影响非常之大。

　　远古人类的日常生活也深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他们对居室的火塘特别重视，是因春冬寒冷所致。日常用的陶器因制作原料为就地取材，多用山坡上的红褐土、黏土甚至马兰黄土，由于原料的瘠性，很难制作出精细的陶器。陶器又以平底器占绝大多数，三足器和圆足器为数较少，这与当地气候干燥和文化传统有关，因地面不太潮湿，陶器以底部与地面接触，不会损坏，因而没必要制造复杂的高足类器物。

　　甚至自然环境对远古人类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从绝大部分遗址和遗物看，都是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而纯粹与宗教、娱乐装饰等有关的遗物为数不多。墓葬均为简陋的土坑竖穴墓，无葬具和随葬品，大小也基本相同，说明受自然环境的局限，体现了人际关系平等、简朴和自然的习俗。人们对集体利益非常重视，以老虎山等村落周围以石墙卫护，显然是从整体利益而考虑的，没有任何突出个人或某些人地位的迹象，而是在平等的人际关系下，共同对付严酷的生存环境，因为只有增强集体观念，团结一致才能生存。

　　(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远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后果难以估计。首先是建筑房屋(挖窑洞、窑穴)和进行农业生产，都会造成水土流失。由于缺乏植被的保护，坡地土壤甚至原生土的流失大大加快，植被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其次是农耕对原本贫瘠的土壤的破坏，广种薄收使破坏的范围扩大，土地养分流失，植被大面积破坏。随着人口的增多，破坏步伐亦加快，使生态环境日趋恶劣。

　　远古人类日常炊事活动燃烧的资源占有相当大的数字，取暖用燃料也应占相当的比例。此外，陶器的烧制也要消耗大量燃料。而农业生产工具简单，又造成农作物茎秆得不到有效的收获，所以，燃料的来源主要是砍伐树木来获取，这就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由于大量砍伐树木，必然影响动物的生存环境，而人们对动物的攫取活动一直在进行，使动物正常的繁衍遭到破坏，同时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

　　总之，水土流失和资源衰减是由于人为的因素所致，再加上到距今4300年后，今乌兰察布市岱海、黄旗海地区的气温几乎降到0℃左右，并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洪冲积过程，使老虎山文化在岱海地区突然中断衰落，也许与气候的干湿冷暖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山洪暴发，各村落所在山坡陡峭，粉砂质黄土易淋溶，如果雨量突增，就极可能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给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造成严重的破坏。但人类无节制的索取，更是雪上加霜，无疑也是加速环境恶化的一个原因。

　　(未完待续)